朱熹對曾子著作的考辨及其意義
作者：馮兵（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北溪字義》通釋與研討”負責人、廈門年夜學傳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四月十四日乙酉包養合約
耶台灣包養網穌2024年5月21日
曾子作為孔門主要的門生之一，在儒學史上以包養sd周全傳承孔子仁義忠孝的倫理思惟及“忠恕一貫”之道著稱，但其歷史位置卻有起有伏。直到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正月，朝廷詔“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曾子被正式列為孔廟四配之一，其道統位置才得以完整確立。在曾子位置晉陞的過程中，朱熹關于曾子的思惟主旨、道統位置等的系列討論至關主要。在關于曾子位置的討論中，對其著作情況的分疏與確認乃貫穿始終的一條主線，重要觸及《論語》《孝經》《年夜學》及《曾子》四種文獻。若要更好地清楚曾子，對朱熹關于曾子著作情況的考辨進行綜合剖析，就頗有需要。
《論語》出于曾子及有子門人之手
關于《論語》作者的問題，歷來眾說紛紜，無所適從，迄今仍無定論。而朱熹在日常的講論中也沒有正面肯認《論語》畢竟成書于何人，只是承認《論語》為孔子門人所記。但二程及其門人對這一問題都有明確包養sd論斷，朱熹曾在《論語序說》里引程子曰包養感情：“《論語》之書，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在《論語精義》卷一中所引楊時之論則更為詳細一些，楊時同樣認為，《論包養情婦語》全書對孔門人物稱“子”者，除了孔子之包養網評價外就是有子與曾子，這體現了對此二人的極年夜愛崇。古時稱“子”，凡是是門生尊稱其師，或是對備受愛崇者的敬稱。有鑒于此，程門師生便明確指出《論語》成書于有子、曾子的門人。楊時還補充了一點，孔門門生中最年輕者為曾子，而《論語》記錄了曾子之逝世，可見是成書于曾子逝世后，是以說其出自曾子、有子的門人，時間上也具公道性。
朱熹在其最為自得的包養條件《四書章包養網車馬費句集注》中征引了程門的上述言論，說明他最終還是對《論語》成書于曾子、有子門人的判斷持贊成態度的。又如他在《答程允夫》的信中，針對曾子、有子不在孔子所擬“四科十哲”之列的問題，舉出三條辯護意見：“四科乃述《論語》者記孔氏門人之盛這般，非孔子之言，故皆字而不名包養甜心，與上文不當相屬。或謂《論語》包養網VIP之書出于曾子、有子之門人，然則二子不在品題之列者，豈非門人尊師之意歟？四科皆從于陳、蔡者，故記者因夫子不及門之嘆而列包養dcard之。”其一，“十哲”皆稱字不稱名，分歧常規，定非孔子自己所言；其二，若曾子、有子真不受孔子重視，其門人纂輯《論語》時當會出于尊師之意而不選錄此條；其三，“四科十哲”之說出自孔子門人，概因孔子追憶陳、蔡之厄時感歎時過境遷、物是人非，隨侍門生遂將重要追隨者分科列出，而曾子、有子因彼時并未從游，不在此品題之列實屬正常。
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還有良多，但此類“否認十哲的優越性”的解釋在宋代頗為風行。朱熹的第二條辯護來由雖還是用“或謂”一詞以示引述，但也說明他接收《論語》成書于曾子、有子門人的說法。或許恰是基于這一點，他才有此底氣為曾子、有子辯護。《論語》既與曾子、有子的門人相關，天然與二者的聯系就比較親密了，由此也可看出他們（尤其是曾子）在朱熹眼中的主要位置。
《孝經》經文與曾子關系親密
《孝經》的成書與作者問題同樣存在諸多討論，歷史上較為主流的兩種見解是成書于孔子或成書于曾子及其門人。但程朱對此均表現懷疑，程頤說：“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朱熹更是認為“《孝經》，疑非圣人之言”，并專門寫作《孝經刊誤》對此問題予以細致分疏。他以古文《孝經》為藍本，將其前七章（今文《孝經》為前六章）定為經，認為其乃“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朱熹隨之還為《孝經》劃分經、傳，強調經的部門體現了孔子、曾子的觀點，是曾子門人所記，而傳的內容能夠是“雜引傳記”而來。按《朱子語類》卷八十二所記，朱熹甚至以之“皆是后人綴緝而成”，“卻似不曉事人寫出來，多是《左傳》中語。……疑是戰國時人斗湊出者”。簡而言之，朱熹認為《孝經》中經的部門為曾子門人所記孔、包養意思曾之間關于孝的討論，與曾子親密相關；傳的部門乃后世雜湊而成，“全無義理”，成書于戰國時期。
但朱熹同時也指出，對于《孝經》的具體成書情況假如難以厘清也可以暫時擱置，更為主要的是對此中義理的辨析。因為盡管“《孝經》亦是湊合之書，不成盡信。但以義起，亦是這般”。孝無論是在修身齊家還是治國平全國中都具有很是主要的意義，即使《孝經》為“湊合之書”，但其所論之孝仍至關主要。他就此事對門生黃士毅說：“且要理會事理是與不是。……不用問此是誰作，彼是誰作。”所以，清代經學家陳澧在《東塾讀書記》曾指出：“朱子上告君，下教平易近，皆以《孝經》，學者勿以朱子有《刊誤》之作，而謂子不尊信《孝經》也。”我們便以為，朱熹重視《孝經》無疑，包養甜心網但與其說他尊信《孝包養女人經》，毋寧說他尊信的是孔、曾一脈相傳的孝道。因為在朱熹看來，《孝經》文本有經、傳之分，只要經的部門才是孔子與曾子關于孝道義理的論述，才是圣人之言，而傳的部門并不成信。是以，籠統地說朱熹“尊信”整部《孝經》，并不當當。
《年夜學》與曾子最為相關
關于《年夜學》作者的說法包養情婦，張興總結指出：有孔子說，孔子、曾子、曾子門人說，曾子說，七十子后學所作說，子思說，荀子說，“無名秦儒所作”說，漢初諸儒說，董仲舒說，等等。關于《年夜學》的成書，朱熹《年夜學章句序》先是將其分為經一章、傳十章，認為經一章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更具體些說，則是孔子在周道興起，政教、風俗頹敗的時局且本身不得其位的情況下，“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后世甜心花園”之言。而傳十章乃“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是曾子門人記述的曾子關于政教之道的見解。
朱熹隨后亦強調，《年夜學》經的部門重要是在小學之道已獲得勝利的基礎上，說明白“年夜學之明法”，即年夜學之教的目標、原則及路徑等，其不僅規模巨大，並且內容詳盡。但孔子的這些思惟仍只要曾子才幹真正清楚，朱熹說：“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于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所以，曾子一方面忠實地傳述了孔子關于年夜學之教的思惟包養故事，此即《年夜學》之經一章的內容；另一方面，曾子在教學中對孔子的思惟作了發揮，由其學生記錄下來，便又構成了《年夜學》的傳文十章。總之，朱熹認為《年夜學》體現的是孔子、曾子關于政治與教化之道的懂得，而成書于曾子及其門人之手。
有門生問朱熹何故這般判斷？朱熹在《年夜學或問》中先是依據《年夜學》之經的文風作清楚釋，“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圣人不克不及及也”。在他看來，文如其人，《年夜學》之經的文包養管道辭簡約淺近卻義理完備深遠，恰是圣人氣象的反應。
至于傳文，朱熹指出，其內容要么是直接援用曾子的話，要么與《中庸》《孟子》的思惟吻合。而《中庸》為子思所作，孟子則是子思的學生，《年夜學》傳文的內容應是由子思授予孟子而得傳，同時子思又是曾子的門人。是以，即便不克不及說《年夜學》之傳文就是成于子思之手，說其“成于曾氏門人之手”則是完整沒有問題的。
此外，對于傳文的寫作風格，朱熹在《年夜學章句》中也有明確的評價。他說：“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台灣包養網，至為緊密。”傳文在引證及表述情勢上有些雜亂，乍一看似乎并無章法，但細究之下，則可發現其理論高深綿密，內在邏輯清楚連貫。這一文風特點足可證明，《年夜學》傳文的內容出于圣賢（曾子），而由水準有所完善的門生所記錄。也恰是因為傳文記錄得“若無統紀”，所以朱熹才不願直接將其歸于子思，而只強調是成書于包養金額曾子之門人。
《曾子》或為曾子門人述作
《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載有“《曾子》十八篇”，且被班固認為是曾參所著，是以其在后世單行為《曾子》一書，如《隋書·經籍志》就說“《曾子》二卷，目一卷，魯國曾參撰”。可是到唐太宗時期魏征編纂《群書治要》時，《曾子》一書就已亡佚一部門，只余下十篇，存于今所見《年夜戴禮記》中。包養dcard但朱熹對《年夜戴禮記》自己并不認可，說“《年夜戴禮》無頭，其篇目闕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往取。其間多雜偽，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年夜戴禮記》所收《曾子》中亡佚的篇目在他看來很能夠也是底本就沒有的。
關于《曾子》一書的作者，歷來重要有兩種見解：一是斷定為曾子所著，二是認為該書內容為曾子同其門人的議論，由其門人成書。畢竟能否為曾子所作，朱熹亦持懷疑態度，他在《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后》中指出，曾子“言行雜見于《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為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年夜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往遠甚”。朱熹于此還是重要以“言語氣象”，即文辭文風及其體現出來的作者的品德氣象來作判斷，從而否認了為曾子自己所作的能夠。不過他隨后又說，是書或許是曾子隨行門生中的“謹厚修潔之人”所記，但其“所聞雖或甚淺”，包養俱樂部畢竟也是曾後輩子所述作，基礎思惟仍可視為源自曾子。
不過，朱熹終究對《曾子》及其與曾子的關系持保存態度，所以他始終包養站長對其引述和討論未幾。羅新慧則剖析指出：“應當確定《曾子》一書是曾子及其門生們的思惟資料匯編，是研討曾子思惟的基礎可托的資料，其撰寫和編定的時間在戰國初期。”這一判斷基礎明確了《曾子》文本的靠得住性，并強調該書與曾子關系緊密，比擬朱熹的見解更為樂觀。
朱熹考辨的特點與意義
總體而言，朱熹對曾子著作情況的剖析，態度是審慎的。好比，在觸及《論語》作者的表述時他就重要征引後人之說，他將《年夜學》傳文的作者只是歸于“曾氏之門人”而包養一個月包養價格ptt不直接說成是子思，他為《孝經》劃分經傳而不籠統視為曾子所作，他出于對《曾子》文本靠得住性的守舊見解而不願多作引述，等等。
其方式則至多可歸納為兩點：一是包養dcard重視文本內容的邏輯性和完全性，譬如被他否認與曾子有關的著作內容，在他看來就存在所謂“雜亂”“湊合”等問題；二是基于文如其人的文論標準，留意從文章義理的深度及文辭表述的風格看作者能否具備圣賢氣象，并以此劃分典籍的經、傳。由上述方式論原則來看，朱熹的討論重要是從義理和文風著手，在考據方面或許有欠充足，但亦足以說明，在朱熹心目中曾子于孔門義理有著精當的掌握，具有較為典範的圣賢人格抽像。
朱熹重視曾子，更明確地體現在他的《中庸章句序》對曾子道統位置的確認上。他于此中指出，孔子“接夫道統之傳”，其后“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從中可見，雖然孔子傳道于顏回與曾子，但顏回不幸早逝世，擔傳道之任者唯有曾子。但是曾子的道統位置并不克不及僅由《中庸章句序》下一斷語即可確立，所以朱熹才要不遺余力地從各個方面對曾子的圣賢人格抽像與道統位置予以論證。他對包養網ppt曾子著作情況進行考辨的意義即在于此。
與曾子相關的著作當中，《年夜學》是和曾子關聯最親密的一種。朱熹受程子的影響，在《與陳丞相別紙》中討論讀書的次序遞次時，明確以《年夜學》為“進德之門戶”，強調“學者當先講習，得知為學次序遞次包養網VIP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可見在朱熹所推尊的“四書”之中，除孔子外，曾子的思惟同樣是貫通其間的，甚至因其對孔子思惟的體認息爭讀的精當簡明，朱熹還將《年夜學》當作學習儒學的進門必讀經典，列為“四書”之首。這般一來，曾子包養一個月價錢的道統位置與圣賢人格抽像，便隨著朱熹對曾子著作包養女人的考辨，以及朱熹四書學的建構，逐漸獲得了充足的論證和確立。與此同時，朱熹也在考辨曾子著作情況的過程中，將本身的道統觀呈現得加倍清楚。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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