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明道：清初的學術反思與學術史編纂
作者：王記錄
來源：《四川師范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內容撮要：明清易代，經歷了鼎革之變的清初學者，在反思歷史興亡的同時反思學術精力，出現了學術史編纂的熱潮。這些學術史著作基礎表現出三類明顯的思惟取向：一是尊程朱而貶陸王，強化門戶意識，捍衛理學的道統正宗位置，以重振理學；二是把漢唐經學家納進學術史視野，貫通理學和經學，從頭梳理理學源流，同時調和朱陸，淡化理學宗派意識，以拯救理學頹勢；三是沖破傳統道統論范式，以學術主旨為焦點，博采兼收，共尊程朱陸王，試圖掙脫學術一統的枷鎖，建構新的道統譜系和學術體系。清初學者對學術史的多元建構，以及在儒學框架內對學術源流的多元摸索，在中國傳統學術史上占有主要位置。
關鍵詞：清初/學術史/學術反思/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經學
作者簡介：王記錄(1964-)，男，河南范縣人，河南師范年夜學歷史文明學院傳授、博士生導師，重要研討標的目的為中國史學史、歷史文獻學(河南新鄉453007)。
明清易代，天崩地解，清初學者開始從多個層面反思明亡教訓、省檢過往歷史。在這一過程中，政治和學術是他們反復說起的話題。清初學者由批評總結歷史而批評總結學術，由剖析政治得掉而辨析學術精力，學術之于政治的主要性成為他們探討的主要問題。在此佈景之下，他們從分歧角度思慮學術發展的歷史、現狀及旨趣，構成了學術史編纂的熱潮。據統計，順、康兩朝編纂發行的各種學術史著作就有32種之多①，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絕無僅有。對這一學術現象，學界雖有探討，且頗多精義②，但筆者認為，清初的學術史撰述，是對中國傳統學術發展的從頭建構和闡釋，價值取向和撰述旨趣極其復雜，觸及學脈源流、學術異同、學術門戶等諸多問題，值得深刻探討。
一、尊程朱辟陸王與理學史的編寫
明清易代在思惟領域形成的最年夜影響，就是理學的符合法規性位置遭受了史無前例的危機。危機之下必有反彈，為拯救理學發展的頹勢，人們編纂了諸多理學史著作，試圖以史立則，強化理學宗派意識，推尊程朱，貶抑陸包養價格王，捍衛道統，重振理學雄風。
(一)嚴分體例，為理學明統定位
清初學術史編纂，有一包養條件個明顯的特征，就是通過特定的學術史編纂之“史法”，辨別正閏，區分內外，褒貶高低，把程朱、陸王兩派思惟對立起來，尊朱貶陸，強化理學宗派意識，為程朱學派明統定位，確立其思惟與學術的“正宗”位置。熊賜履的《學統》、張夏的《洛閩源流錄》等都體現出這樣的特點。
熊賜履著《學統》，焦點任務就是“尊朱子，辟陽明”③。他解釋《學統》之“統”云：“統者，即正宗之謂，亦尤所為真諦之說也。要之，不過‘天理’二字罷了矣。”在熊賜履看來，學術“正宗”和“真諦”就是程朱理學所倡導的“天理”，《學統》之作就是要探討孔子以降兩千余年間“道術正邪與學脈絕續之故”，梳理學術正宗，尋找學術真諦，“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長短之介，別同異之端，地位論列，寧嚴毋濫”，讓學術“歸于一是”④；“人心之不正，由于道統之不明；道統之不明，由于學術之不端。……《學統》一書，繼正脈而扶年夜道，闡千圣之真諦，正萬古之人心”⑤，其主旨就是要闡明道統所歸，“繼正脈而扶年夜道”，排擠那些“亂吾學”“害吾道”的學術“異端”。
起首，在編纂體例上作文章，通過體例編排來揚程朱、抑陸王，樹立程朱理學的正統位置。《學統》以傳記的方法網羅古今學術人物，把自先秦至明代的“學脈”分正統、翼統、附統、雜統和異統五年夜類。“正統”以孔子開其端，收錄孔子、顏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等9人，緣由就是孔子“為萬世宗師”，其后8人“皆躬行心得，實接真傳，乃孔門之大批子也，故并列正統焉”；“翼統”收錄閔子騫、冉雍、端木賜至明代薛碹、胡居仁、羅欽順等23人，此乃“能羽翼經傳、表揚絕學者”，是道統之元勳，故稱翼統；“附統”收錄冉伯牛、子路至明代鄧元錫、顧憲成、高攀龍等178人，此乃“圣門群賢，歷代諸儒”，“皆得與于文雅者也，名曰附統”；“雜統”收錄荀子、楊雄、陸九淵、王陽明等7人，“必為之正其辜，使不得亂吾統焉，故揭之曰雜統，明不純也”；“異統”則收錄老、莊、楊(揚)、墨及釋、道二氏，“曰異統，明分歧也”。“雜統”和“異統”離經叛道，均為道統之亂臣賊子，“或明叛吾道，顯與為敵；或陰亂吾實，陽竊其名，皆斯道之亂臣賊子也”⑥。很顯然，熊賜履將古今學者各歸其類，以程朱理學為“正統”，以繼承、弘揚程朱理學者為“翼統”和“附統”，以陸王心學為“雜統”，以儒家之外學術為“異統”，竭盡全力樹立程朱理學的正統位置。李振裕云：“《學統》一書，斷自鄒魯，迄于有明，厘為五類：曰‘正統’，猶族之有大批也；曰‘翼統’，猶小宗也；曰‘附統’，猶外姻也；曰‘雜’，曰‘異’，則非我族矣。”⑦很抽像地把現代學術比作一個大師族，作為接續孔孟正統的程朱理學是這個家族的“大批”或“正宗”，而陸王心學則直接被消除在儒學大師族之外，成為“非我族矣”的異類。包養網站
其次，通過篇末“按語”的方法表達尊程朱的學術立場。熊賜履稱贊二程：“二程子既以一敬接千圣之傳，而伊川則特為主一無適之解，又從而重複發明之，庶幾學者有所持守，以為超凡進圣之地。朱子稱程氏之有功于后學，最是主敬得力。”⑧褒揚朱熹：“孔子集列圣之年夜成，朱子集諸儒之年夜成，此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私言也。……蓋居敬窮理之言，實與堯舜精一、孔顏博約之旨，先后一揆。……夫朱子之道，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之道也。”⑨斥責陸九淵：“引釋亂儒，借儒文釋，其筆鋒舌鍔，尤足以駕偽而滅真。……陸氏之學，誠足以禍萬世之人心而未有艾。”⑩批評王陽明：“不憚以身樹禪門之幟，顯然與鄒、魯、洛、閩為敵，而略無所忌”，導致“自有明正嘉而降，百余年間，文雅為一年夜淪晦焉”(11)。
《學統》通過特有的體例情勢，區分古今學術流變，彰揚程朱，貶抑陸王，理學宗派意識極其濃厚。無獨有偶，張夏的《洛閩源流錄》也以類似的體例情勢昭示學術正閏，與《學統》異曲同工。該書按“正宗”“羽翼”“儒林”把明代學者分為“三品”，學術最醇正者為“正宗”，其次為“羽翼”，最后為“儒林”，褒貶之意寓于史書編排之中。張夏云：“私纂故明一代諸儒學行梗概，溯統程朱，故題曰《洛閩源流錄》，蓋為程朱后人作也。”(12)簡言之，張夏輯《洛閩源流錄》，焦點目標就是要“溯統程朱”。
圍繞“溯統程朱”這一觀念，《洛閩源流錄》褒程朱、貶陸王，將程朱學者前置，或進正宗，或進羽翼，或進儒林；將王門學者后置，或進羽翼，或進儒林，無進正宗者。所謂“以洛閩為宗主而標儒宗以示準的，次時代以鏡盛衰，分支派以定正閏，俾后學一覽廓然”(13)，充足體現出以程朱理學為宗主、以陽明之學為異真個為理學張目標思惟。該書貫徹“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正之以學程朱之真儒”(14)的原則，目標就是要告訴眾人，程朱理學為學術正宗，不克不及被陸王異端之學淆亂和湮沒，“年夜旨闡洛閩之緒，而力辟新會(陳獻章)、余姚(王守仁)之說”(15)。張夏極力貶斥王陽明，將其消除在“正宗”“羽翼”之外，來由就是陽明之學“所得不中不正，且自負太過，語言之掉甚多，上獲咎先賢，下開誤后學，迄今禍尚未艾”(16)。要之，該書以正宗歸程朱，以儒林歸陽明，尊朱辟王的理學宗派意識非常鮮明。恰如黃聲諧所言：“其書上稽洪、建，下迄啟、禎，別派分門，不差毫發，將以扶霸道，君子倫，翼圣真，解愚惑，意圖良至誠。”(17)
(二)專述道學，樹立“道統正宗”
專門選取理學中人，編纂成書，為“道統正宗”修史立傳，是清初學術史編纂中凸顯程朱理學的又一種情勢。竇克勤《理學正宗》、張伯行《道統錄》《道南源委》《伊洛淵源續錄》、魏裔介《圣學知統錄》、廉潔《中州道學編》等都是這類作品。
竇克勤的《理學正宗》只收錄了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楊時、胡安國、羅從彥、李侗、朱熹、張栻、呂祖謙、蔡沈、黃斡、包養管道許衡、薛碹等15人，滿是有名理學家。該書“止錄正宗”，不錄那些“儒行駁而不純者”(18)。所謂“正宗”，即濂、洛、關、閩諸年夜師，“理學正宗，無逾于此者也”(19)，“圣道盡在《六經》《四書》，而周、程、朱子之功亦盡在《六經》《四書》，此道統之正傳，百世不易者也”(20)。至于陸王之學，“駁而不純”，屬于異端邪說，“舉異端邪說為吾道害者，悉掃蕩而澄清之”(21)，天然不在收錄之列。
竇克勤極為推重程朱理學，認為“后世溯道統正傳必以宋儒為斷，而宋儒稱孔孟明日派必以周、程、朱子為歸。……所以直接薪傳，而淺學曲儒不敢看其項背”(22)。周、程、朱子不僅接孔子之后“道統正傳”，並且發揚道統，“擁講席以圣道詔全國者，程朱兩家罷了”(23)，位置至為高尚。是以，《理學正宗》通過學術史的梳理，指出：“接孔孟之心傳者濂洛關閩，而朱子集諸儒年夜成脈絡于龜山、豫章、延平、勉齋，而以許、薛直接紫陽道統，正宗確乎其不成易也。若康侯、九峰之羽翼圣經，東萊、南軒之麗澤講貫，均為有功圣道。”(24)同時，該書“崇正以黜邪”(25)，斥責陽明心學，“一部《正宗》，于宋元明諸儒品評悉當，斥金溪包養情婦、姚江之非，使邪說不至害正，一歸于澄清”(26)。尊朱抑王，是竇克勤撰著《理學正宗》的主要目標。
與《理學正宗》比擬，張伯行撰輯的《道統錄》更是通過梳理自宓羲至程朱的學脈發展，建構了完全的道統譜系。《道統錄》所收皆道統傳承人物，分上卷、下卷、附錄三部門，上卷載宓羲、神農、黃帝至子思、孟子15人，下卷載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5人，附錄載皋陶、稷、契至謝良佐、尹惇15人。“道統”經唐代韓愈明確提出來以后，意義逐漸凸顯。尤其是宋明以來，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等人，皆以接續孔孟道統自任，努力于構建一個完全的儒家境統傳承體系。但張伯行在《道統錄》中構建的道統體系與韓愈等人有所分歧。普通而言，儒家境統只追溯到堯，而皋陶等人不在其列。張伯行卻將道統追溯到宓羲、神農、黃帝，并且將陸王完整排擠在外。在張伯行看來，包養金額“道”既包括事功，又包括理論。宓羲、神農、黃帝及皋陶、稷、契等人屬于君、相，“有行道之權”，“故繼天立極，贊襄輔翊，而道以位而行”；而“孔子雖不得位，然集群圣之年夜成，古今生命事功不出其范圍，后之言道者，必調和焉”；孟子、顏回、子思等人窮理著書，“任明道之責”，“故窮理著書，授受丁寧，而道以言傳”。張伯行對“道統”之“道”陳義甚高，“是道也，正綱維，立人極，端風化，開泰運，曲學雜霸不得假，百家邪說莫能亂，昭著流布于兩間，真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者也”。(27)其備極推重，前無前人。
張伯行撰著的《道南源委》是對閩學傳承的記載，收錄二程、楊時、游酢、胡安國、胡宏、朱熹等近450人事跡；《伊洛淵源續錄》收錄羅從彥、李侗、朱熹、張載等252人事跡，比較完備地記載了程朱一脈的傳承。從張伯行的系列學術史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奉濂洛關閩為正學，尤尊程朱一脈為正統，斥荀子、董仲舒和陸王為異端，甚至認為“陸王之學不熄，程朱之學不明”(28)。
魏裔介撰寫的《圣學知統錄》亦專門為闡明圣學道統而作。該書收錄宓羲、神農、黃帝、堯、舜、禹到周公、孔孟等現代圣賢19人，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等宋代學者5人，許衡、薛碹等元明學者2人，共26人。該書“博征經史，各為紀傳，復引諸儒之說附于各條之下，而衷以己說”(29)。和張伯行一樣，魏裔介也把道統追溯至宓羲，“由堯舜而前，始自宓羲，以明知學之簿本天；由孔子而后，終于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于人”，意在說明道統本于天而續于人。魏裔介認為，自秦、漢至明代，異端邪說風行，致使圣學晦蝕、道統湮沒，所謂“自孟軻氏既沒，圣學晦蝕，火于秦，雜霸于漢，佛老于六朝，詩賦于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后為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遂不成問矣”。鑒于這種情況，《圣學知統錄》嚴格以維護醇儒正統位置為標準篩選進傳人物，嚴守儒家正統，摒棄任何泛雜學說。該書堅持以孔、孟、程、朱為道統正脈所系，排擠荀子和陸王心學，“發年夜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雜霸、異端包養合約曲學之私，不敢一毫駁雜于其間”，“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稍有助于國家化平易近成俗之意也”。(30)
與以上諸書比擬，廉潔輯纂的《中州道學編》則專門考核理學在華夏地區的發展演變，以突顯二程在中州道統傳承中的位置。廉潔梳理中州道學源流，指出從秦焚書坑儒到唐末五代千余年間，中州學術“或騖于記誦詞章，或流于異端曲學，支離決裂，圣道湮晦”；到宋代，周敦頤“以《太極圖》授兩程子，而洛學興焉”，周、程諸子繼承孔孟衣缽，是中州道學發展的關鍵，“由是洛伊統宗直上接孔孟不傳之緒”，千余年間“中絕”的孔孟道統被周、程諸子續接。二程門生楊時“載道而南”，把理學傳至東南，中經羅從彥、李侗再到朱熹，閩學突起，“此閩學所以繼洛學也”；金末元初許衡繼承二程朱熹學說，突起中州，傳播理學；明代曹端、薛碹“皆謹守程朱，體認高深，踐履篤實”，不斷光年夜中州道學，代有傳人，“從此文獻之傳，仍歸華夏矣”。二程洛學發祥中州，《中州道學編》考核理學在中州的授受源流，便以二程開其端，至清初陳愹止，進傳者57人，所謂“取程門以下諸儒之裨正學者，匯次成編”。(31)對此，廉潔老友李來章認為，“開列圣之統而不克不及不始于宓羲，開諸儒之統而不克不及不始于二程”，二程是開宋、元、明諸儒之統的關鍵人物，是以《中州道學編》“以二程為首，猶之述列圣之統而必以宓羲為首，蓋全國之公論”(32)。
廉潔以闡明和推尊“道學”為己任，其《中州道學編》只著錄中州程朱傳人，摒棄中州陸王傳人，“首列二程，示所宗也。其次諸儒，顯者詳之，隱者顯之。人從其代，傳統于人。……纚纚洋洋，遂使中州儒宗括于卷帙森羅之內”，“師長教師之編是書也，存道脈也。存道脈則專錄道學，非道學自不得旁及，例也。師長教師之編是書也，為中州存道脈也，為中州存道脈，則專錄中州道學，非中州道學亦自不得旁及，例也”(33)。廉潔通過書法義例凸顯程朱理學在中州道統傳承中的位置，可謂專心良苦。
總之，熊賜履、張夏、竇克勤、張伯行、魏裔介、廉潔等人通過學術史的體例編排，彰顯本身的學術主張，為理學的“道統正宗”張目，反應了理學在清初所遭受的危機以及人們應對危機所作出的學術回應。
二、經學與理學的會通與經學史的編纂
清初學者在編修學術史時，往往要面對理學“道統”的承繼問題。堅持“衛道”的理學家，力主程、朱直接孔、孟的道統論，把漢唐經學家摒棄在道統傳承之外，認包養價格為從孔、孟到宋代的千余年間是“道喪千載”。這樣的認識，實際上是割斷了道統思惟發展的連續性，置歷史事實于不顧。有鑒于此，清初不少學者在為理學修史的同時，開始把漢唐經學家納進學術史的視野，買通理學和經學的聯系，尊經重道，從頭梳理理學源流，視野加倍開闊。
(一)會通經、道，調和朱、陸
清初為理學爭正統的學術史撰述，只承認程朱上接孔孟，兩漢、魏晉、隋唐的學術人物均不述及。這樣的認知，遭到不少學者的抵抗。這些學者通過編纂學術史著作，會通經道，把經學家與理學家匯為一史，同尊經學與理學為“正學”，同時調和朱、陸，將程朱與陸王同編，試圖打破學術門戶，對學術發展進行從頭清算。湯斌的《洛學編》、魏一鰲的《北學編》、萬斯同的《儒林宗派》等，均為此種學術史之作。
湯斌和魏一鰲都是清初北學泰斗孫奇逢的學生，深得夏峰北學真傳。史載，孫奇逢撰寫完《理學宗傳》后，深感年夜河南北學術綿遠深摯，“前有創而后有承，人杰地靈，相需甚殷”(34)，于是命湯斌和魏一鰲分別編輯《洛學編》和《北學編》。湯、魏二人編輯《洛學編》和《北學編》，除了受老師學術思惟影響外，還遭到馮從吾《關學編》的啟發。明末關中學者馮從吾撰《關學編》，專門梳理關中學術脈絡，其最年夜的特點是會通經學、道學，兼綜程朱、陸王，“蓋統程、朱、陸、王而一之，集關學之年夜成者”(35)。這一編撰思惟對《洛學編》和《北學編》的影響很年夜，“昔馮少墟師長教師輯《關學編》，其后中州則有《洛學編》，湯文正公所訂也；畿輔則有《北學編》，魏蓮陸師長教師所集也”(36)。
湯斌輯《洛學編》一書，由“前編”和“正編”兩部門組成，以人系史，較為系統地記述了自漢迄明洛學的授受源流。“前編”意在表揚經學，收錄漢唐經學家6人；“正編”意在表揚理學，收錄宋明理學家48人。縱觀中國儒學發展史，洛學占據焦點位置。是以，梳理洛學源流，對于正確認識儒學演變意義嚴重，“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六合之歸，定先后之統，所關甚鉅也”(37)。
作為一部學術史，《洛學編》有本身的編輯特點。縱向上，其熔漢唐經學家與宋明理學家于一爐，主張“經道合一”；橫向上，重視程朱，兼顧陸王，倡導“朱王合一，返歸本心”。此書以漢唐諸儒為“前編”，以宋明諸儒包養合約為“正編”，既凸起宋明理學家，又不棄漢唐經學家，“雖以宋儒為主，而不廢漢唐儒者之所長”(38)，主次清楚，“提醒了經學與理學之間的關系，即經學是理學發展之前導，而理學則是經學發展起來的”(39)。此書“前編”中的杜子春、鐘興、鄭眾、服虔皆為漢代經學年夜師，治學重經義訓詁和家法師承；唐人韓愈極力復興“古文”，以繼承“道統”自居；宋人穆修傳陳摶《易》學，力倡古文經學。諸這般類，都是經學史上的主要人物。湯斌認為，在《宋史》設立《道學傳》之前，只要經學、儒學之名，而無理學、道學之名；《宋史》從“儒林”中析出“道學”，立《道學傳》，“道學經學自此分矣”；但實際上，道學與經學有著親密的內在關聯，“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親身經歷于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道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陋儒之所謂經也”(40)。《洛學編》通過將經學家進“前編”，理學家進“正編”的編纂方法，梳理經學家、理學家的授受源流，提醒了經學與理學問的承續和依存關系，“為我們供給了有關漢唐時期中州經學源流演變的年夜致情況”(41)。
有宋一代，中州實為二程洛學之全國，《洛學編》“正編”首述二程，次述邵雍、呂希哲，后述尹焞、謝良佐、張繹等二程及門門生，把中州理學的開包養網心得端、分支、傳衍梳理得清明白楚。元代則述姚樞和許衡事跡，以明元代表學發展之統續。明初，由于統治者倡導朱子之學，一時間，中州諸儒也多為朱學傳人，薛碹、曹端為其首，薛碹門人或私淑門生如閻禹錫、何塘、崔銑、魯邦彥等亦逐一表揚，以明其授受源流。可是，自明中葉以后，陽明心學突起，宋、元、明初程朱理學一統中州的局勢發生了改變，中州出現了“闡明陽明之學”的王學傳人，如尤時熙、孟化鯉和徐養相等。對此，《洛學編》亦為之立傳，其門生附傳，提醒他們的學術淵源及特點，顯示了“程朱陸王合一”的調和態度。湯斌認為，尤時熙“為說大略祖文成‘致知己’”，“有功文成”(42)；孟化鯉師事尤時熙，“仕以達道，學本無欲”(43)；徐養相初宗濂洛之學，后轉信陽明，“蓋得陽明之心傳者也”(44)，均為中州王學中堅。《洛學編》關注王學傳人，“篤守程、朱，亦不薄陸、王”(45)，體現了湯斌調和程朱陸王的思惟。
與湯斌類似，魏一鰲輯《北學編》，專門考核畿輔地區(今河北省)自漢迄明的學術淵源流變。該書上起漢，下迄明，既收錄董仲舒、韓嬰、毛萇、盧植、束皙、劉獻之、孔穎達、李翱等漢唐經學家，又收錄邵雍、劉安世、劉安禮、高伸振、邵子文、劉因、蘇天爵、黃潤玉、鹿善繼等宋明理學家，加上附載人物，共41人。在魏一鰲看來，自宋以后，學術界出現了將經學和道學判為二學的現象，所謂“夫學自宋儒而后，幾判為二：曰經學，曰道學。尊漢儒者以道學為空虛，尊宋儒者視經學如糟粕”。是以，魏一鰲秉持“經道合一”的主旨，打破經、道兩分的學術局勢，堅持同尊經學與理學為孔孟“正學”的新道統觀，把經學家與理學家熔于一史。恰如補刊者所言：“登斯編者，自漢迄今，代不乏人，要皆經書湛深，事功卓越，立品制行非托空談。……蓋合經學、道學而一之，正學也，亦實學也。”(46)魏一鰲對漢唐經師評價甚高，稱頌董仲舒治經“其精這般，進退容止，非禮不可”，夸贊盧植“其學無所不窺，研精而不守章句，更欠好詞賦。性剛毅，有年夜節，負濟世之志”，表揚李翱“獨求端于性格，動靜之際以發誠明之要”(47)，其目標是彰顯漢唐經學的傳道之功，說明經學與理學有內在的必定聯系——“其出處隱見，立言致行雖有分歧，要皆愿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48)。
魏一鰲與湯斌一樣，亦極力淡化宗派意識，調和程朱陸王。其師孫奇逢言：“董、韓而后，若器之、靜修、伯玉，學本朱程，克恭、儕鶴、伯順，力肩陳王。因念紫陽當五星聚東井之際，及其身難免子偽學之禁。陽明功在社稷，當日忌者奪其爵，禁其學。非兩師長教師之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后，自待豈宜微薄？”(49)魏一鰲對乃師的學術思惟心領神會，在《北學編》中極力彌合程朱陸王之舊痕，矯正黨同伐異之成見。劉因學尊程朱，鹿善繼潛心陸王，都被編進《北學編》中，力破“分門別戶，黨同伐異之弊”(50)，試圖通過調停程朱陸王來實現衛道續統的目標。
萬斯同的《儒林宗派》亦是熔經學、理學于一史的學術史著作。該書共16卷，以時代發展為經，以學派衍生為緯，以史表為情勢，別具一格地把經學、理學等諸包養女人多學術人物有序組合起來，“紀孔子以下迄于明末諸儒授受源流，各以時代為次。其上無師承，后無門生者，則別附著之”(51)，梳理了先秦迄于明諸儒之間的師承關系和各學派的分立嬗繼，所載人物之多，時間跨度之長，在清初學術史編纂中包養管道都是少見的。
《儒林宗派》在處理漢唐經師與宋明理學的授受源流時，采取的情勢略有分歧。其記載漢唐經師，重視家法師承，以“五經”中各經的授受源委為線索，每經又分出各家，表列先后，以明師承源流。如該書卷三表列東漢經學傳授，《易》分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費氏五家；《尚書》分歐陽、年夜夏侯、小夏侯、古文四家；《詩》分魯、齊、韓、毛四家；《禮》分小戴、慶氏兩家；《年齡》分公羊嚴氏、公羊顏氏、公羊、左氏、谷梁五家。每家后面包養金額羅列傳授者，以明師承關系及授受源流。此外，傳《甜心寶貝包養網國語》《周官》《禮記》《孝經》《孟子》以及兼通五經者均逐一表列其傳授者，其余通經學但無學派歸屬者也表列出來，讓人們看到經學在東漢的發展概況。(52)其記載宋元明理學，則通過分門別派的方法，表列理學家之間的師承授受關系，區分學術源流，明其統屬。無論是程朱學派，還是陸王學派，均表列其師承淵源，絕不一視同仁，更無門戶之私。如“程子學派”，表列二程及程氏門人；“張氏學派”，表列張載及張氏門人；“朱子學派”，表列朱熹及朱子門人；“陸氏學派”，表列陸九淵及陸氏門人；“薛氏學派”，表列薛碹及薛氏門人；“王氏學派”，表列王陽明及王氏門人等。那些沒有明顯師承淵源關系的，則通過“諸儒博考”表列其姓名，以示絕無遺漏。
《四庫全書總目》認為消弭門戶、糾正明代表學之弊，是《儒林宗派》的撰述目標和學術價值之地點。論曰：“明以來談道統者，揚己凌人，相互排軋，卒釀門戶之禍，流毒無窮。斯同目擊其弊，因著此書。所載斷自孔子以下，杜僭王之掉，以正綱常。凡漢后唐前傳經之儒，逐一具列。除排擠之私，以消朋黨。其持論獨為平允。”(53)而實際上，《儒林宗派》以表為文，重在反應諸儒授受源流，以明諸儒學問異同之故。簡言之，萬斯同用“學術源流圖表”的情勢，述學者家法師承，明學派淵源流別，使千百年間學術嬗遞了然于篇卷之間。在為2000多年學術清算學脈的過程中，萬斯同對學術人物的取舍，對學派分合的收拾，都反應出他不再斤斤于學統、學派的區別，并力圖打消門戶的學術傾向，“萬斯同雖不是為消彌門戶而撰《儒林宗派》，但這部著作在客觀上卻反應出萬斯同絕少門戶之見的為學旨趣”(54)。
要之，湯斌、魏一鰲、萬斯同的學術史著作，雖編纂情勢有所分歧，但在梳理現代學術發展的淵源流變、會通經道、調和朱陸方面，卻存在驚人的分歧。他們既留意到理學與經學的聯系，試圖矯正明代以來學術上重“道”輕“經”的流弊，給經學以應有的歷史位置，尊經重道，把經學和理學皆視為“正學”，又能夠衝破程朱陸王的學術壁壘，歷史地再現學術發展的整體面孔。他們力圖將經學、理學、程朱、陸王熔為一史，重構理學，拯救理學的頹勢，有著鮮明的時代印記，體現了清初學術史編纂以及學術思惟的新特點。
(二)專為經學家修史，彰揚經學為“正學”
在清初眾多學術史著作中，陳遇夫的《正學續》是朵奇葩。該書獨辟蹊徑，專為漢唐經學家修史立傳，以經學的連續相承統貫全書，旗幟鮮明地把經學視為“正學”。《正學續》共四卷，以人系史，卷一為西漢，立傳人物有賈誼、董仲舒、兒寬、王吉、匡衡、龔勝(附龔舍)；卷二為東漢，立傳人物有杜林、鄭眾(附鄭興、陳元)、魯恭(附魯丕)、盧植、趙岐、鄭玄、邴原、諸葛亮；卷三為晉、北朝、隋，立傳人物有虞溥、賀循、范宣(附范寧)、陶潛、游肇、李謐(附李郁、李玚)、王通；卷四為唐，立傳人物有王義方、楊綰、陸贄、鄭余慶、韓愈、李翱；附宋儒崔與之。所有的為漢唐間經學家，不觸及宋明理學家。陳遇夫在每朝代開篇撰有序文，每位人物傳記后撰有評論，表達本身對經學發展及經學家的見解。
宋明理學家廣泛認為，“自漢迄唐，圣人之道，幾于熄滅。學圣人之學者，幾于絕響。將千百余年之間，惟是黃老之虛無，佛氏之糟粕，刑名雜霸之紛紜，橫流充塞，而莫可救正”(55)，“孔孟而后，至有宋直接其傳，而他無聞”(56)。也就是說，自漢至唐的千年歲月里，孔孟道統沒有人接續，屬于“道喪千載”的狀態；只要到宋代，程朱等年夜儒直接接續孔孟，道統才得以延續。對這樣的道統論，陳遇夫是懷疑的，“余少時，常閱宋明儒者彈駁漢唐之說，心竊疑之，以為圣賢之道，如日月麗天，遺經具在，豈自漢至唐，一千年好學沉思，得圣賢之旨者，僅一二人而止？”為了說明漢唐間經學傳授源流清楚可見，“道喪千載”并不合適歷史事實，他在廣泛搜羅史實的基礎上，“自漢至唐，編傳二十有七，贅以所見，為書四卷，名曰《正學續》”(57)。所謂“正學”，乃“學以行道也。學正學，所以行邪道也。道生六合，而行乎六合。六合不克不及離道，則麗于人，人亦不克不及離道”(58)。所謂“續”，“續者，續其絕也。絕者續之，其不絕者可無續也”(59)，“續正學，所以續道也。唐續晉，晉續漢，圣人之道，行于全國未嘗絕也”(60)。“正學”即孔孟的儒家經學，“續”即經學的接續和演變。也就是說，要通過對經學史的從頭梳理和構建，展現經學的淵源流變，駁斥只要宋儒才幹接續道統的不實之詞，“不韙宋人性喪千載之說，檢搜全史，得漢唐年夜儒二十有七人，人立一傳，述其學之所由來，行之所造極，加以論評，名曰《正學續》。續者何？續孔孟也。曷喪焉？是書成，使百世下諸儒先，身沒而名不彰、道不顯，一旦重開生面，如聞其語，如見其人。師長教師有功于諸儒，亦即有功于刪述。經濟學術，因是可窺見一斑，豈不偉哉”(61)。
宋明理學家的道統論具有明顯的黜漢唐經學、尊程朱理學的學術宗派意識。陳遇夫“撰《正學續》，以明漢唐諸儒學統相承，未嘗中絕”(62)，目標就是要表白漢唐經學家上有所承、學有淵源，廢除宋明理學家尊道學、貶經學的道統論。故此，該書只為漢唐諸儒立傳，意在說明其經學是直接孔孟的“正學”，表揚他們在經學方面的“續道”之功。陳遇夫高度評價漢儒在中國經學史上的“傳經”“續道”之績，認為漢儒“得所考據，旁搜遠摭，而諸經畢集，圣道復明……記誦拾遺，皆有功于圣門，不成沒也”(63)。漢儒和宋儒治經，一為“始事”，一為“繼起”。而“全國始事者難為功，繼起者易為力”，漢儒“始事”，解經雖有“不如宋人”之處，但就此斷言“漢儒窮經總無見于圣人之道”，實屬一葉障目。由此，《正學續》將“漢儒窮經”與“圣道復明”聯系起來，確定漢儒是“圣道復明”的繼統者，最基礎不存在所謂“道喪千載”之說。“若漢唐諸儒，則皆湛深經術者也。輒言道喪千載，夫誰信之？”(64)有鑒于此，何溶認為，該書“不獨為漢唐諸儒元勳，實孔氏元勳也”(65)。
《正學續》除了表揚漢唐經學在續接孔孟道統中的主要感化外，還有兩個凸起的特點。一是反對學術門戶。陳遇夫對朱、陸因異同之辨而爭詰不已的現象很是不滿，對明代學術門戶之爭更是惡感，尤其是明代學者因學術之爭而結成朋黨，就更讓人覺得可惜。他說：“蓋理學一途，自宋以來，朱、陸殊趨，至明而薛、王異派，嘉、隆以來，爭辯日甚。爭辯不已，各分主旨，主旨既分，遂成門戶，黨同伐異，可為三嘆。”(66)明代學派林立，各標主旨，有河東、崇仁、白沙、甘泉、姚江以及江右、泰州、三原、楚中、閩粵、止修、東林等學派，“附者尤眾，而攻者蜂起，遂成朋黨，梯怨階禍，可勝惜哉！”(67)陳遇夫對學術派別并不惡感，他惡感的是因學術派別而立學術門戶，彼此排擠，黨同伐異，致使學術偏執，無益于學術事業的發展。二是倡導學術關注社會，經世致用。陳遇夫認為：“夫學術者，治術所從出也，必品德一而后風俗同。”(68)在他看來，學術應該無益于治術，其在品德建設和風俗醜化方面起著主要感化。《正學續》對漢唐儒者的事跡有明確的取舍標準，最為關注“儒者分內事”和“名教年夜節”，“行必衷諸經義，言必發明圣教，訂訛補缺以承先，著論立訓以啟后，致君必本于霸道，立品必謹于進退，達則正學校而育人材，窮則授門徒而化里閭。此儒者分內事，必謹書之。至于經世安平易近，事關軍國，見危受命，志在忠孝，必屬名教年夜節，乃備舉其詳”(69)。陳遇夫重視對經學家“經世安平易近”行為的記載，恰好反應了他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惟。他還指出，“前人以經為學”，是為了“正心修身以致治國平全國”，但后世儒者“通經”，只是“析理”，掉往了“前人窮經致用之學”的本心(70)。他作《正學續》，也隱含通經致用、扭轉虛妄學風、批評理學脫離實際的意蘊。
三、道統論范式的破壞與學術史編修
打破門戶，共尊程朱陸王，沖破傳統道統論范式，構建新的道統譜系和學術體系，是清初學術史編修的第三種情況。這類學術史著作不把程朱與陸王相對立，而是強調兩派思惟的互補和兼容，重視學術主旨和學術流變。孫奇逢的《理學宗傳》、范鄗鼎的《理學備考》、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都屬于這類學術史著作。
(一)共尊程朱陸王，重構道統譜系
孫奇逢是清初北學的代表人物，“南方學者，奉為泰山、斗極”(71)，影響宏大。《理學宗傳》乃孫氏平生心力所萃和心得地點。該書共26卷，收錄歷代諸儒近170人。“是編有主有輔，有內有外”(72)，即通過“主”“輔”、“內”“外”的立傳方法，把歷代諸儒與道統傳承的親疏遠近關系展現出來。所謂“主”，乃理學宗主，立傳11人，分別包含宋儒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朱熹、陸九淵以及明儒薛碹、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直接道統之傳”的程朱陸王兩年夜派四大師均在此中；所謂“輔”，乃傳承儒學、輔翼道統有功的歷代諸儒，分別以“漢儒考”“隋儒考”“唐儒考”“宋儒考”“元儒考”“明儒考”的情勢立傳，此中在“宋儒考”中專列“程門門生”“朱門門生”“陸門門生”，在“明儒考”中專列“王門門生”，表揚程朱陸王門人。所謂“內”，就是把“主”“輔”諸儒看作道學內之人；所謂“外”，即以“補遺”的情勢包養網比較，收錄那些“與圣人端緒微有分歧，不得不嚴毫厘千里之辨”的學者(73)，共有張九成、楊簡、王畿、羅汝芳、楊起元、周汝登6人。總之，孫奇逢面對“理學真傳，后世不得其統宗，而長短同異罔所調和”的現實，有為而發，“乃取古今醇儒可歷代俎豆不祧者，得十一人，人各一傳，又裒集其著作，條縷訓斷，成十一卷。其余自漢迄元以來名儒以儒學著稱，或功存于箋注，或附見于師傳者，凡數十人，合十四傳，為十四卷。又有學行精醇，見解超別，在諸儒品評微有水乳之未合，而不得不以俟后人論定者，因補遺六人為一卷，共二十六卷，名曰《理學宗傳》”(74)。
《理學宗傳》的體裁為類傳體，按人物分類立傳，然后節取諸儒著作言論，并加以案斷，“構成了傳記、學術資料選編、評箋三位一體的編纂新格式”(75)。該書的任務就是要重構儒學道統體系，所謂“《理學宗傳》敘列從古名儒修德講學之事，明道統也”(76)。孫奇逢云：“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溯家之來源根基，當先定大批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77)他認為論學之宗傳(道統)猶稽國之運數、溯家之來源根基，非等閑之事。緣此，他“身任道統，既輯《理學宗傳》，以明道之會歸，并成《中州人物考》，以見道之散殊”(78)。可以斷言，《理學宗傳》是一部以道統重構為旨趣的有為之作，集中表達了孫奇逢對儒家境統的新見解。
起首，孫奇逢確立了程朱陸王在道統傳承中的配合的正統位置，尊程朱而不薄陸王。他在《理學宗傳》自敘中以《周易》元、亨、利、貞相況，比方道統的發展，“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為本日之貞乎？……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余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為見知。靜言思之，接周包養意思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79)，很是明確地指出了王陽明學派是直接周敦頤、朱子道統的儒學正宗。孫奇逢之所以把陸王心學也歸于道統正宗，是有本身的理論根據的。在他眼里，程朱陸王均源于“本天”之孔孟圣學，“道原諸天，體天之理而有道之名，盡天之實而有學之名。……以‘宗傳’為名，宗諸天也”(80)。孔子以降，“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鉅細，莫不分圣人之一體焉”(81)。程朱陸王進門分歧，但都能“分圣人之一體”，殊途同歸，均以闡明儒學精義為旨歸。“孔孟是年夜德之敦化，諸儒皆小德之川流。流者，流其所敦者也；敦者，敦其所流者也。亙古來只此一物，亙古圣賢只此一事。端緒稍異，包養俱樂部即是異端。周子主靜，主此也；程子識仁，識此也；朱子窮理，窮此也；陸子先立，立此也；王子致知，致此也。所謂大家走路，疾徐遠近雖分歧，畢竟有到的時候，所以云：殊途而同歸”(82)。在孫氏看來，“文成之知己，紫陽之格物，原非有異”(83)。恰是因為這樣，孫奇逢認為程朱陸王的思惟并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不成專尊一家而貶抑另一家，他的《理學宗傳》就是要調和兩派對立，調和兩派異同，同尊程朱陸王為理學“大批”。所謂“仆所輯《宗傳》，謂專尊朱而不敢遺陸王，謂專尊陸王而不敢遺紫陽。蓋陸、王乃紫陽之益友奸臣，有相成而無相悖”(84)。
孫奇逢在《理學宗傳》中極力論證程朱與陸王之間的互補和兼容。他認為，在朱陸異同問題上，人們只知其異，未窺其同，朱熹“教人先博覽而后歸之約”，陸九淵“欲先發明人之本意天良而后使之博覽”，朱熹“偏于道問學”，陸九淵“偏于尊德性”，確有很年夜分歧。可是，“博后約，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約后博，尊德性自不離道問學也。……二公畢竟皆豪杰之士，異而同，同而異，其中正好參悟”(85)。程朱陸王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不克不及將其截然對立。他還說：“愚謂陽明之致知，非陽明之致知，孔子之致知也。紫陽之窮理，非紫陽之窮理，孔子之窮理也。總不謬于孔子罷了矣，何至相牴觸分水火乎？”(86)朱熹的“窮理”，王陽明的“致知”，都源于圣人，和圣人之意不相違拗，并非冰炭不洽。正因這般，《理學宗傳》專門為程朱陸王的門人立學案，難分軒輊，同進翼統之列，試圖完成儒學道統譜系的重塑。
其次，視漢唐經學諸儒與宋明理學諸儒為一脈相承，為漢唐“傳經之儒”立傳。學術的發展總是前有所承、后有所繼，但程朱學派的道統論卻拒不承認漢唐諸儒在傳經翼道中的感化。孫奇逢對此深為不滿，他從道統傳承的歷史實際出發，在《理學宗傳》中為董仲舒(附申公、倪公、毛公)、鄭包養行情玄、王通(附門人董常、程元、薛收、仇璋、姚義)、韓愈(附門人李翱、趙德)立傳，雖然人數未幾，卻“給漢唐諸儒在道統譜系中安頓了一個符合法規的地位”(87)。孫奇逢說：“顏子逝世而圣學不傳，孟氏歿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年夜其統。”(88)在他看來，儒學道統由孔子及其以上諸圣王創立后，漢唐傳經諸儒董仲舒、王通、韓愈等“衍其端”，宋代表學大師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等“年夜其統”，這是一個一脈相承的連續的發展演變過程，不克不及割裂。
孫奇逢對漢唐經學家評價較高，他在《理學宗傳·漢儒考》中論董仲舒：“制策三篇，洋洋乎天人古今之統也。匠心獨詣，無所蹈襲，醇儒也哉。”論申培、兒寬、毛萇三人在漢初崇尚黃老的時代佈景下彰揚儒術，“薪傳之功，豈不難視之耶”！對于宋儒貶低鄭玄，他提出批評：“著作之富，莫過康成，而以學未顯著改祀于鄉，蓋因宋儒以訓詁目之，未許其見道，遂沒其傳經之功。”他評價王通：“以洙泗之事為事，粹然無復可議者。”(89)評價韓愈：“噫！學術關乎氣運，益令人思韓子之功也。”(90)評價李翱：“翱之時，諸儒未起，理學未明，而鑿鑿然以四子為歸。……此而非儒也，誰可以當儒者包養ptt哉？”(91)凡此種種，無非是要表揚漢唐諸儒的道統“薪傳之功”。
與孫奇逢《理學宗傳》相類的學術史著作，還有范鄗鼎的《理學備考》。范鄗鼎，字漢銘，號彪西，學者稱婁山師長教師。《清儒學案》贊他“巍然為清代山右儒宗”(92)。在學術史編纂方面，重要有《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等。其學術史著作對孫奇逢多所繼承，“《理學備考》一書，亦夏峰《宗傳》之亞也”(93)。同時還吸納了辛全《理學名臣錄》、熊賜履《學統》、張夏《洛閩源流錄》、黃宗羲《明儒學案》等相關內容，不斷增補，加以己意，于康熙三十三年完成定本34卷。范鄗鼎還撰有《廣理學備考》，與《理學備考》成為姊妹篇。此中，“《備考》系明代表學諸儒傳記匯編，以人存學，《廣備考》則專輯諸家語錄、詩文，以言見人，先行后言，相得益彰”(94)。
范鄗鼎究心濂、洛、關、閩之學，“知主河津(薛碹)而輔余姚(王陽明)，由河津余姚連類求之”(95)，撰成《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理學備考》所收為有明一代學者，書中既有程朱學派人物，又有陸王學派人物，無門戶之見。在范鄗鼎看來，“從來理學紛歧人，學亦紛歧類。……薛、胡之學為一類，王、陳之學為一類。細分之，薛與胡各為一類，王與陳各為一類”，可是，“薛、胡之學，參以王、陳，而薛、胡明；而王、陳之學，亦因薛、胡而益明也”。他承認明代表學內部各學派之學術存在差異，但同時又認為薛碹、胡居仁之理學與王陽明、陳獻章之心學可以彼此參證，并且只要彼此參證，才幹加倍明了各自的宗旨。在他眼里，程朱陸王進進圣門的路徑雖然分歧，但闡明儒家境統的盡力是分歧的，“進門路徑，微有分歧，而畢竟根源，其致一也”，是以“備列其人，以俟年夜正人考之也”。(96)《理學備考》之名，便由此而得。
對于清初一些理學史著作肆意軒輊程朱陸王的現象，范鄗鼎極為不滿。他說：“近人匯輯理學，必曰孰為甲，孰為乙；孰為宗派，孰為主流；孰為正統，孰為閏位。平心自揣，果能往取皆當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已。”他不否認理學內部各學者之間學術思惟存在差異，但又認為這只是學術主旨的分歧，不克不及是以而強定勝敗，“理學諸正人，有標天理者，有標本意天良者，有標主敬窮理者，有標復性者，有標致知己者。進而上之，有標仁者，有標仁義者，有標慎獨者，有標未發者。……三代以降，學術決裂，夫子出而提仁，孟子出而增義，宋儒出而主敬窮理，文成出而致知己。……合而觀之，其不克不及不標立門戶，提掇主旨，既有然矣。鼎豈謂理學諸正人果無甲乙，果無宗派主流，果無正統閏位？但鼎自揣，委不敢甲之乙之。鼎即甲之乙之，當世未必以鼎之甲乙為甲乙也。”(97)秉持此一主旨，《理學備考》同等對待各派學術，以薛、胡、王、陳四家領袖群儒，不事甲乙，“年夜破世儒門戶之藩籬”，“輯錄諸儒，不別宗派，不分異同”，“直令有明一代表學盡無遺珠”(98)。當然，由于《理學備考》參照後人著作較多，前后歷時數年，往取與奪，難免存在一些問題。李颙對此多有批評，認為：“《備考》一書，往取布置及中間書法，多有可商”，“虎谷(王云鳳)、虛齋(蔡清)、月湖(楊廉)、可久(段堅)諸人，雖以理學著聲，其于理學實未深刻，議論似無足觀”(99)。李颙所論，既指出《理學備考》往取不嚴，存在濫收現象，也反應了他與范鄗鼎學術觀點的分歧。
總之，孫奇逢、范鄗鼎等人試圖掙脫傳統道統論的束縛，尊程朱而不薄陸王，將程朱陸王都看作是儒學正宗，通過學術史的編纂，從頭構建新的道統傳承譜系，折射出清初學術思惟的新台灣包養變化。
(二)掙脫道統束縛，重建宋明學術史體系
清初學術史的編寫，無論是為道統爭門戶，還是消弭門戶，抑或買通經學和理學，都還沒有完整脫離道統觀念。可是，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以及由他發凡起例，由黃百家、全祖看等人編纂的《宋元學案》已經明顯具有擺脫道統束縛、向真正的“學術史”發展的跡象。
筆者曾對清初所纂學術史著作的序、跋、凡例等進行過剖包養平台析，發現一個風趣的現象，在《明儒學案》和《長期包養宋元學案》之外的學術史著作的序、跋、凡例中，頻繁出現的詞匯是“道統”“道學”“理學”“正宗”“正學”“正統”“續統”“衛道”“圣學”“正傳”等，幾乎滿是和學術門戶相關的詞語，這說明無論是“立門戶”還是“破門戶”，都在圍繞“道統”這一焦點觀念打轉轉。可是，反觀《明儒學案》的序、跋、凡例，情況則年夜不雷同(100)。在《明儒學案》的11篇序、跋和1篇“發凡”中，“道統”一詞只出現了2次，“道學”“正宗”“正學”“正統”“衛道”等概念均未出現，出現最多的詞匯是“學術”“學人”“學問”“主旨”“學脈”“師說”“師承”“源流”等。前人為本身的著作作自序，或許為別人的著作作序、跋，往往要點出著作的旨趣，其所應用的概念和詞匯經常反應了該著作的主旨。《明儒學案》序、跋中所頻繁應用的“學術”“學問”“學人”“主旨”等概念，從一個側面反應了該書已開始超脫于當時的“道統”之爭，真正上升到學術史的高度對待學術的離合、演變與發展。
要之，《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不在“立門戶”或“破門戶”等“道統”問題上糾纏，而是總結宋元明學術發展的歷史，明學術盛衰，察學術利害，抓學術主旨，明顯衝破了理學宗派的局限和道統觀念的束縛，安身于學術史更為廣闊的佈景，超拔于諸多學派之上，俯瞰學術發展的全局，“分其主旨，別其源流”(101)，剖析學者的學術主旨，考核學派的淵源流變，探討學術轉化的因緣際會，總結學術論爭的長短得掉。兩部《學案》通過書寫宋元明理學的發展演變，構建完成了新的學術史體系，具有了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史意蘊。
其一，從學術主旨進手，考核學術淵源流變。與清初年夜多數學術史著作分歧，《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沖破道統門戶的樊籬，站在學術主旨的高度對待學術發展。換言之，黃宗羲等人言學術主旨而不言道統門戶，安身于學術主旨這一焦點，來反觀宋元明學術的演變。
對于學術主旨，黃宗羲相當重視并反復說起。他批評周汝登《圣學宗傳》以“一人之主旨”取代“各家之主旨”，批評孫奇逢《理學宗傳》批注各家學術，“未必得其要領”(102)。這里的“要領”即“主旨”，學術主旨成了他衡評各家學術史著作的標尺。對于明代“諸師長教師學紛歧途，師門主旨，或析為數家，終身學術，每久之而一變”(103)的現象，黃宗羲說他要做的任務就是“分其主旨，別其源流”(104)，“為之分源別派，使其主旨歷然”(105)。黃宗羲說：“年夜凡學有主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進門處。全國之義理無窮，茍非定以一二字，若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主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克不及得其人之主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年夜夏，不克不及得月氏要領也。”(106)很明白，在黃氏看來，學術主旨是學術精力的體現，是學術思惟的焦點，源于學者本身的親身體悟，是學者最具特徵的思惟觀念。《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在考核宋元明學術淵源流變時，抓“主旨”包養軟體而不尚談“道統”，目光高遠，所謂“分別主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盤，橫斜圓直，不成盡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克不及出于盤也。’夫主旨亦若是罷了矣”(107)。學術演變無論多么復雜，只需捉住主旨，就能提綱挈領，綱舉目張。一句話，學脈學派由主旨而分，學術流變因主旨而定。恰是因為這樣，黃宗羲等人超出門戶之見，直接從“理一分殊”、“萬殊總為分歧”的哲學高度對待學術的異同和衍化，認為：“學術之分歧，正以見道體之無盡也。”“夫道猶海也，江、淮、河、漢以致涇、渭蹄趻，莫不晝夜波折以趨之，其各自為水者，至于海而為一水矣。”(108)學術流變猶如百川匯海，肇端于“一本萬殊”，結束于“萬殊總為分歧”。假如沒有各種思惟的涓涓細流，就不成能有學術的汪洋年夜海。思惟的各種主流乾涸，年夜海也就不復存在，所謂“不待尾閭之泄，而蓬萊有清淺之患矣”(109)。黃宗羲從“一本萬殊”的觀念出發，強調各種學術和學派的存在都具有公道性，盡管各學派在學術主旨、治學路徑、治學方式等方面存在差異，但都是對天然、社會和人類思惟的體察。學術研討本來就應該百家并存、多元發展，那種標榜門戶，以本身為正宗，以別人為“離經叛道”，試圖將學術定于一尊的做法是不成取的。
《明儒學案》的每一學案基礎上都由三部門組成：一是總論(序文)，意在考述學派源流，理清學脈，梳理案主及地點學派的師承演變、思惟變遷、學術精要、位置或影響等；二是案主傳記，記載案主言行，以知行為主，尤其重視提煉案主的學術主旨；三是案主的學術言論選輯，所輯言論纂要鉤玄，擷英采華，意在反應案主“平生之精力”和為學主旨。《宋元學案》在《明儒學案》基礎上加倍完美了學案體體例：一是在每個學案前增添了“學案表”，表列該派學術授受源流；二是在案主傳記和論著選輯以外，增添“附錄”，以補充與案主相關的學術資料和學術傳授關系；三是書前有全祖看的“序錄”，簡明簡要地闡述各學案立包養sd案之依據及淵源傳授關系。由于《宋元學案》編纂時，黃宗羲已經往世，故而該書所完美的學案體體例，更重視對學術師承流變的考量，主旨意識稍差。正如侯外廬等人所說：“假如說，《宋元學案》的編纂和論述，側重于理學源流和學統師承的辨析，那么《明儒學案》的編纂和論述，則側重于對理學分歧門戶的學術主旨和學術思惟的歸納綜合。”(110)
其二，窮源竟委，博采兼收。《明儒學案》與《宋元學案》繼承了學術史上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良傳統，并發揚光年夜，善于在各種學術交匯發展、彼此影響的復雜關系中討論學術的源流，“窮源竟委，博采兼收”(111)，把各個學派置于宋元明學術發展的年夜佈景下，掌握其發生、發展、衰變的過程，從而展現思潮變動的趨向。
兩部《學案》都以究明各家學術源流為基礎，從整體上呈現一代學術變遷之年夜勢。譬如，之後人們討論理學史開端，總是歸之于濂洛之學。《宋元學案》論理學源流，則以宋初三師長教師胡瑗、孫復、石介為開端。該書在周、邵、張、二程等北宋五子之前設立“安寧”(胡瑗等)、“泰山”(孫復、石介等)、“高平”(戚同文、范仲淹等)、“廬陵”(歐陽修等)、“古靈四師長教師”(陳襄等)、“士劉諸儒”(士建中等)、“涑水”(司馬光等)七個學案，以反應濂、洛之學興起前學術界的實際情況，所謂“慶歷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泰山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經行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寧湖學相應；閩中又有章看之、黃晞，包養網VIP亦古靈一輩人也；關中之申、侯二子，實開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實開范正獻公之先。篳路藍縷，用啟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112)。在《宋元學案》作者看來，濂、洛、關、閩之前，“學統四起”，這是宋代學術發展的實際，也是濂洛之學的發端。這種將濂洛之學的興起置于更為闊年夜的學術視野中進行考核的做法，非斤斤于道統正宗者所可比，已然是真正學術史的寫法。《明儒學案》的視野更為宏闊，從立案學派來看，明代眾多思惟門戶，幾乎無所不包。有崇程朱者，有宗陸王者，有調停程朱陸王者，有自成體系者，亦有無以名家者，盡皆納進書中。該書開篇便描寫明初朱學的發展，設《崇仁學案》，表揚薛瑄、吳與弼、胡居仁等朱子學者。到陳獻章，設《白沙學案》，明代的理學開始發生變化。由陳獻章而王陽明，王學興起，并很快構成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南方、粵中諸王學后勁。無法歸進理學或王門者，則以“諸儒學案”反應之。該書以學術主旨為主線，不分門戶，縱向梳理明代學包養條件術流變的年夜勢，橫向考核各學派之間的關聯和影響，把整個明代學術發展的面孔呈現了出來。
兩部《學案》都很是重視梳理各家思惟脈絡，辨析分歧學派之間和統一學派內思惟的差異。《宋元學案》考核二程學術，認為二程雖師承周敦頤，但“不盡由于周子”(113)，顯然有本身的創造。朱熹師事諸家，胡憲、劉勉之、劉子翚、李侗皆為其師，且上溯謝良佐，但他不名一師，集理學之年夜成。陸九淵“兄弟自為師友，和而分歧”(114)，學無師承，但王蘋、林季仲諸人“皆其前茅”(115)，朱陸學統同源。薛季宣“其學主禮樂軌制，以求見之事功”(116)，為永嘉功利學派開山。黃宗羲《明儒學案》考核明代學術，更重視于細微處辨差異。吳與弼和薛碹同守朱學家法，但吳與弼重“涵養”，薛碹重“踐履”。同為江右王門諸師長教師，鄒守益主“戒懼”，羅洪先“主靜”，聶豹主“歸寂”，在信守師門主旨的同時又各有發揮，同中有異。黃宗羲論王陽明學術前后三變，前三變是“始泛濫于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最后“收支于佛、老”，終于通過領悟“格物致知之旨”而轉向心學，“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其后三變是：龍場悟道以后，“盡往枝葉，一意來源根基，以靜坐澄心為學的”；江右以后，“專提‘致知己’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意天良，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117)此乃“學成之后又有此三變”。相關剖析，細致進微，無以復加。
總之，兩部《學案》通過對宋元明學術發展的考核，以學術主旨為焦點，察其源流，辨其異同，析其分合，掙脫道統論的束縛，以廣博的胸懷建構了熔各家學術于一爐的新包養一個月價錢的學術史體系。從這一點上說，這兩部《學案》在清初諸多學術史著作中具有開風氣的意義。
四、結論
清初學術史編纂出現飛騰，最直接的動因就是明清易代的強烈安慰。明亡清興，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易代改姓之平易近族危機對深明“年齡年夜義”的知識分子的安慰是極其強烈的。清初學者認識到，明朝滅亡，緣由眾多，學術上長于空談、寡于治道的空疏學風亦不克不及辭其咎。程朱理學之“封己守殘”，陸王心學之“游談無根”，均流弊重重，無補于世。由此，無論是程朱派學人，還是陸王派學人，都開始對理學與心學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批評，紛紛撰述學術史，試圖通過對學術源流的清算，從頭闡釋學術精力，思慮學術發展，從學術層面認識社會治亂興衰。
清初的學術史編纂，不僅是客觀學術歷程的梳理和呈現，更是編纂者建構的結果。學術史作為一種敘事方法，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敘事者建構起來的，體現的是敘事者的思惟觀念。就清初學術史著作而言，雖然同樣面對明清易代之社會劇變所提出的學術問題以及幾千年儒學發展的客觀實際，但人們在清算學術源流時卻拿出了分歧的學術史：或強化理學門戶、尊程朱貶陸王，為理學明統定位；或會通經學與理學，調和朱陸，淡化理學宗派意識；或共尊程朱陸王，凸起學術主旨，重構道統譜系和學術體系。可見，分歧學術陣營的學人在回應現實關切時，均根據本身的需求“復原”學術史。什么在學術史上更主要，學術史想凸顯什么，都蘊含了編纂者本身的學術理念。清初不少學術史著作專尊程朱，強化理學門戶者，把一部學術史寫包養留言板成程朱理學發展史，漠視程朱之外儒家各派的歷史價值，試圖以此維護程朱理學的道統正宗位置。這實際上是編纂者在話語建構時進行了居心的凸顯和包養站長掩蔽。有怎樣的編纂者，就有怎樣的學術史，編纂者的門戶之見，必定會阻礙他從更廣闊的視野中審視學術的發展，并進而提出有價值的學術見解。
清初所編學術史，有著價值取向分歧的多元摸索，但又未能掙脫整個儒學年夜框架。中國現代學術發展有一個從多元走向一元，然后又掙脫一元走向多元的過程。先秦時期，百家橫議，學術多元；兩漢以后，儒術獨尊，學術逐漸走向儒學一脈獨傳的途徑，百家學說遭到克制；唐宋以后，道統說風行，學術更是被局限在“程朱直接孔孟”的狹隘道統論的六合中，與之分歧的一切學說都被排擠在學術正統之外；及至清初，這一狀況發生了變化，學術史編纂明顯出現了試圖掙脫孔孟道統而進行多元摸索的新氣象。湯斌、魏一鰲、萬斯同、陳遇夫等人把漢唐經學家納進學術史，會通理學和經學，給“道喪千載”的道統論以一擊。孫奇逢等人把陸王及其門人納進道統之中，共尊程朱陸王，廢除道統論強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重構道統體系。黃宗羲等人從學術主旨進手，博采兼收，開始公平對待思孟學派以外的儒家各派的價值，尊敬學術發展的多元特質。一切這些都水平分歧地反應出這一時期學術史編纂試圖掙脫學術一統的枷鎖，進行多元摸索的盡力。當然，清初的諸多學術史都自覺把釋、道消除在外，說明他們考鏡源流，區分異同，勾畫和呈現的還是中國現代儒學發展的譜系，而包括儒學之外各種學說的整然一體的中國學術史的編纂，此時尚未包養情婦出現。
注釋：
①有學者統計，清初的學術史著作共26種(參見：史改革《略論清初的學術史編寫》，《史學史研討》2003年第4期)。筆者根據文獻記載從頭梳理，共得32種，分別是孫奇逢《理學宗傳》，黃宗羲《明儒學案》，黃宗羲、全祖看等《宋元學案》，張能鱗《儒宗理要》，楊慶征《衣南堂教學淵源錄》，胡時忠《孔庭神在錄》，魏一鰲《北學編》，魏裔介《圣學知統錄》《圣學知統翼錄》，朱顯祖《希賢錄》，湯斌《洛學編》，廉潔《中州道學編》，包養故事劉宗泗《中州道學存真錄》，費緯裪《圣宗集要》，范鄗鼎《理包養站長學備考》《廣理學備考》《國朝理學備考》，熊賜履《學統》，萬斯同《儒林宗派》，竇克勤《理學正宗》，張伯行《道統錄》《伊洛淵源續錄》《道南源委》，沈佳《明儒言行錄》，汪佑《明儒通考》，王心敬《關學續編》，陳遇夫《正學續》，張夏《洛閩源流錄》，錢肅潤《道南正學編》，蔣垣《八閩理學源流》，朱搴《尊道集》，張恒《明儒林錄》等。
②參見：盧鐘鋒《論清初的社會思潮與學術史的編修》，《中國史研討》1994年第4期；史改革《略論清初的學術史編寫》，《史學史研討》2003年第4期。
③唐鑒撰輯《清學案小識》卷6《守道學案·熊敬修師長教師》，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197頁。
④熊賜履《學統自序》，熊賜履《學統》，徐公喜主編《理學淵源考辨叢刊》，鳳凰出書社2011年版，第17頁。
⑤《王新命序》，熊賜履《學統》，第11頁。
⑥《學統凡例》，熊賜履《學統》，第18頁。
⑦《李振裕序》，熊賜履《學統》，第13頁。
⑧熊賜履《學統》卷8《正統`程伊川師長教師》，第140頁。
⑨熊賜履《學統》卷9《正統·朱晦庵師長教師》，第168-169頁。
⑩熊賜履《學統》卷47《雜統·陸象山》，第499頁。
(11)熊賜履《學統》卷49《雜統`王陽明》，第523頁。
(12)《凡例》，張夏輯《洛閩源流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23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12頁。
(13)黃昌衢《校刻洛閩源流錄題后》，張夏輯《洛閩源流錄》，第11頁。
(14)張夏《洛閩源流錄序》，張夏輯《洛閩源流錄》，第8頁。
(15)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63《洛閩源流錄》條，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567頁。
(16)張夏輯《洛閩源流錄》卷15《王守仁》之“按語”，第240頁。
(17)黃聲諧《洛閩源流錄序》，張夏輯《洛閩源流錄》，第6-7頁。
(18)竇克勤《理學正宗凡例》，竇克勤輯《理學正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冊，齊魯書社1995年版，第592頁。
(19)廉潔《理學正宗序》，竇克勤輯《理學正宗》，第583頁。
(20)竇克勤《理學正宗序》，竇克勤輯《理學正宗》，第587-588頁。
(21)廉潔《理學正宗序》，竇克勤輯《理學正宗》，第584頁。
(22)竇克勤《理學正宗序》，竇克勤輯《理學正宗》，第587頁。
(23)竇克勤《理學正宗凡例》，竇克勤輯《理學正宗》，第591頁。
(24)廉潔《敬恕堂文集》第8卷《寄竇靜庵師長教師》，中州古籍出書社2005年版，第452-453頁。
(25)湯右曾《征仕郎翰林院檢討靜庵竇公墓志銘》，錢儀吉纂《碑傳集》卷46，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288頁。
(26)廉潔《敬恕堂文集》第8卷《寄竇靜庵師長教師》，第453頁。
(27)張伯行《道統錄序》，周汝登、張伯行《圣學宗傳`道統錄》，鳳凰出書社2015年版，第399頁。
(28)張師栻、張師載編《張清恪公年譜》下卷“康熙五十二年十仲春”，《續修四庫全書》編委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554冊，上海古籍出書社1996年版，第426頁。
(29)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63《圣學知統錄》條，第566頁。
(30)魏裔介《圣學知統錄序》，魏裔介《圣學知統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20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117頁。
(31)廉潔《中州道學編序》，廉潔輯《中州道學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21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9頁。
(32)李來章《中州道學編序》，廉潔輯《中州道學編》，第2頁。
(33)竇克勤《中州道學編序》，廉潔輯《中州道學編》，第3-4、3頁。
(34)孫奇逢《孫征君原序》，魏一鰲輯、尹會一等續補《北學編》，《續修四庫全書》編委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515冊，上海古籍出書社1996年版，第63頁。
(35)柏景偉《關學編小識》，馮從吾《關學編(附續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69頁。
(36)尹會一《序》，魏一鰲輯、尹會一等續補《北學編》，第58頁。按：引文中的馮少墟，即馮從吾；魏蓮陸，即魏一鰲。
(37)孫奇逢《洛學編序》，湯斌《湯斌集》下冊，范志亭、范哲輯校，中州古籍出書社2003年版，第1933頁。
(38)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63《洛學編》條，第566頁。
(39)王記錄、許二鳳《〈洛學編〉探析》，《歷史文獻研討》總第32輯，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3年版，第89頁。
(40)《湯子遺書》卷3《重建蘇州府儒學碑記》，湯斌《湯斌集》上冊，范志亭、范哲輯校，中州古籍出書社2003年版，第132頁。
(41)盧鐘鋒《中國傳統學術史》，河南國民出書社1998年版，第288頁。
(42)《洛學編》卷3《尤西川師長教師時熙》，《湯斌集》下冊，第1551頁。
(43)湯斌輯《洛學編》卷3《孟云浦師長教師化鯉》，《湯斌集》下冊，第1555頁。
(44)《洛學編》卷4《徐涵齋師長教師養相》，《湯斌集》下冊，第1559頁。
(45)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卷9《潛庵學案》，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435頁。
(46)王發桂《補刊北學編序》，魏一鰲輯、尹會一等續補《北學編》，第57頁。
(47)魏一鰲輯、尹會一等續補《北學編》卷1，第63、66、68頁。
(48)孫奇逢《孫征君原序》，魏一鰲輯、尹會一等續補《北學編》，第63頁。
(49)孫奇逢《孫征君原序》，魏一鰲輯、尹會一等續補《北學編》，第63頁。
(50)王發桂《補刊北學編序》，魏一鰲輯、尹會一等續補《北學編》，第57-58頁。
(5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58《儒林宗派》條，第528頁。
(52)萬斯同《儒林宗派》卷3《東漢》，永瑢、紀昀等編纂《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529-534頁。
(53)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58《儒林宗派》條，第528頁。
(54)楊艷秋《關于萬斯同〈儒林宗派〉的幾個問題》，虞浩旭、饒國慶主編《萬斯同與〈明史〉——紀念萬斯同誕辰3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資料匯編》，寧波出書社2008年版，第373頁。
(55)姜朝俊《正學續序》，陳遇夫《正學續》(一)，王云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3323冊，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3頁。
(56)陳世綰《引言》，陳遇夫《正學續》(一)，第1頁。
(57)陳遇夫《正學續敘》，陳遇夫《正學續》(一)，第8頁。
(58)陳遇夫《正學續敘》，陳遇夫《正學續》(一)，第7頁。
(59)陳遇夫《論略》，陳遇夫《正學續》(一)，第2頁。
(60)陳遇夫《正學續敘》，陳遇夫《正學續》(一)，第8頁。
(61)周陳鰲《正學續后敘》，陳遇夫《正學續》(一)，第6頁。
(62)阮元修、陳昌齊等纂《廣東通志》卷286《陳遇夫》，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4944頁。
(63)陳遇夫《正學續》(一)卷1《西漢》，第1頁。
(64)伍崇曜《跋》，陳遇夫《正學續》(二)，王云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3324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24頁。
(65)何溶《謹識》，陳遇夫《正學續》(二)，第123頁。
(66)陳遇夫《白沙語錄后序》，轉引自：毛慶耆主編《嶺南學術百家》，廣東國民出書社2004年版，第439頁。
(67)陳遇夫《論略》，陳遇夫《正學續》(一)，第4頁。
(68)陳遇夫《論略》，陳遇夫《正學續》(一)，第4頁。
(69)陳遇夫《論略》，陳遇夫《正學續》(一)，第2頁。
(70)陳遇夫《論略》，陳遇夫《正學續》(一)，第3頁。
(71)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第一冊卷1《夏峰學案》，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頁。
(72)《義例》，孫奇逢《理學宗傳》，鳳凰出書社2015年版，第17頁。
(73)孫奇逢《理學宗傳敘》，孫奇逢《理學宗傳》，第16頁。
(74)程啟朱《跋后》，孫奇逢《理學宗傳》，第536頁。
(75)陳祖武《中國學案史》，東方出書中間2008年版，第93頁。
(76)孫奇逢《日譜》卷12，張顯清主編《孫奇逢集》(下)，中州古籍出書社2003年版，第462頁。
(77)孫奇逢《理學宗傳敘》，孫奇逢《理學宗傳》，第15頁。
(78)鄭元善《畿輔人物考序》，孫奇逢《畿輔人物考》，北京出書社2011年版，第1頁。
(79)孫奇逢《理學宗傳敘》，孫奇逢《理學宗傳》，第15頁。
(80)張沐《理學宗傳敘》，孫奇逢《理學宗傳》，第13頁。
(81)孫奇逢《理學宗傳敘》，孫奇逢《理學宗傳》，第15頁。
(82)孫奇逢《日譜》卷6，張顯清主編《孫奇逢集》(下)，第233頁。
(83)孫奇逢《四書近指》卷1《年夜學之道章》，張顯清主編《孫奇逢集》(上)，中州古籍出書社2003年版，第278頁。
(84)孫奇逢《夏峰師長教師集》卷7《與魏蓮陸》，張顯清主編《孫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書社2003年版，第727頁。
(85)孫奇逢《理學宗傳》卷7《陸子文安》，第129頁。
(86)孫奇逢《理學宗傳》卷22《明儒考·尤季美公時熙》，第407頁。
(87)孔定芳《孫奇逢〈理學宗傳〉的道統建構》，《清史論叢》2016年第1輯(總第31輯)，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2016年版，第80頁。
(88)孫奇逢《理學宗傳敘》，孫奇逢《理學宗傳》，第15頁。
(89)孫奇逢《理學宗傳》卷13《隋儒考·王文中子》，第231頁。
(90)孫奇逢《理學宗傳》卷14《唐儒考·韓子》，第244頁。
(91)孫奇逢《理學宗傳》卷14《唐儒考·韓子·李翱》，第244頁。
(92)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第二冊卷28《婁山學案》，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077頁。
(93)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第二冊卷28《婁山學案》，第1077頁。
(94)陳祖武《范鄗鼎與〈理學備考〉》，《北京聯合年夜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第76頁。
(95)范鄗鼎《五經堂文集》卷2《李禮山達天錄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2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34頁。
(96)范鄗鼎《序》，范鄗鼎輯《理學備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21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743、743、744頁。
(97)范鄗鼎《又序》，范鄗鼎輯《理學備考》，第745頁。
(98)曹續祖《讀理學備考后識》，范鄗鼎輯《理學備考》，第742頁。
(99)李颙《二曲集》卷18《答范彪西征君》，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98頁。
(100)因為《宋元學案》除了全祖看的“序錄”外，其序、跋均為道光時期學者所作，缺乏以代表清初的學術觀念，故在此不作討論。
(101)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明儒學案序》，沈芝盈點校，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頁。
(102)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明儒學案發凡》，第17頁。
(103)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明儒學案序》，第7頁。
(104)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明儒學案序》，第8頁。
(105)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黃梨洲師長教師原序》，第10頁。
(106)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明儒學案發凡》，第17頁。
(107)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明儒學案發凡》，第17頁。
(108)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明儒學案序》，第7頁。
(109)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明儒學案序》，第7頁。
(110)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下卷，國民出書社1987年版，第821頁。
(111)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馮全垓跋》，第3頁。
(112)黃宗羲、全祖看等《宋元學案》卷6《士劉諸儒學案·祖看謹案》，沈善洪主編《黃宗羲選集》第3冊，浙江古籍出書社1992年版，第314頁。
(113)黃宗羲、全祖看等《宋元學案》卷12《濂溪學案下》，沈善洪主編《黃宗羲選集》第3冊，第643頁。
(114)黃宗羲、全祖看等《宋元學案》卷57《梭山復齋學案》，沈善洪主編《黃宗羲選集》第5冊，浙江古籍出書社1992年版，第257頁。
(115)黃宗羲、全祖看等《宋元學案》卷58《象山學案》，沈善洪主編《黃宗羲選集》第5冊，第275頁。
(116)黃宗羲、全祖看等《宋元學案》卷52《艮齋學案》，沈善洪主編《黃宗羲選集》第5冊，第50頁。
(117)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卷10《姚江學案》，第181頁。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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