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文獻與經學文獻學芻議
作者：顧永新（北京年夜學中文系、中國古文獻研討中間研討員）
來源：《北京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0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月初九日丙午
耶穌2019年11月5日
摘要：經學文獻的主體是儒家經典的原典以及以之為焦點的歷代章句、注釋、評論、考據、校勘、輯佚、編纂、刊布等研討、收拾結果。我們把現代經學文獻從整體上劃分為三年夜系統——“正經注疏”“五經四書”兩年夜主干系統加上輔翼系統，同時引進級次文獻的概念，提出“樹狀年輪結構”的剖析方式，以厘清經學文獻整體及其內部各系統的層級結構。以經學文獻為研討對象的經學文獻學，既是傳統文獻學的分支，也是傳統經學的分支，具備經學和文獻學的雙重屬性，旨在提醒經學文獻的內容屬性、情勢特點、載體構造、范疇類別以及沿革傳承包養網dcard、庋躲刊布的普通規律，并為其收拾研討供給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經學文獻學與經學、經學史三位一體，互為表里，相輔相成。
經學是中包養網評價國傳統學術的焦點和基礎，構成了中國學術史的主線，并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代表情勢，對現代思惟、政治、文明、學術等諸多領域都產生了深入的影響。作為經學的知識載體和表現情勢——經學文獻可謂汗牛充棟，浩如煙海[1]。而以經學文獻為研討對象的經學文獻學，與經學研討同步，貫穿著經學史的始終，在中國現代學術體系中據其樞要，耐久地發揮著主要的感化和深遠的影響。2013年，拙作《經學文獻的衍生和淺顯化——以近古時代的傳刻為中間》[2]將近古時代經學文獻從整體上劃分為兩個系統——“正經注疏”包養條件和“五經四書”，并且引進級次文獻的概念，對各自系統內部的經學文獻再作劃分。在此基礎之上，筆者著手進行經學文獻整體及經學文獻學的研討，六年間約略有成，又不斷地進行修訂[3]。今不揣谫陋，試就經學文獻與經學文獻學的內涵和內涵略作解說，無意于建構經學文獻學的學科體系和理論框架，旨在提醒以文獻學治經學的學術方式論，以表示向。[4]
一
經學文獻的主體是儒家經典的原典以及以之為焦點的歷代章句、注釋、評論、考據、校勘、輯佚、編纂、[5]刊布[6]等研討、收拾結果。此外，歷代史志目錄和公私目錄的經部類目、經學文獻專科目錄，類書中的相關部類，經學文獻叢書(含匯編叢書中的經類)，歷代學案、儒林碑傳，以及散見于史部、子部、集部的相關論著如單篇論文、序跋、題記等，也都是經學文獻。班固就劉歆《七略》刪取其要以為《漢書·藝文志》，首列“六藝略”，相當于后世的經部，共著錄103家，3123篇(卷)，占所有的作者677家的15%，所有的著作12951篇(卷)的24%。其后，無論是七分法還是四部門類法，經部(類)一向位列群書之首。《四庫全書》共收經部書693部，10050卷，占所有的著作3431部的19.9%，全書總卷數79281卷的12.6%[7]。1949年，何多源師長教師據《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總目》(正、補編)統計，經部文獻合計5122種，[8]超越《四庫全書總目》二倍。近年編纂完成的《中國古籍總目》經部著錄75500余種，占收書總數187000種的40.4%[9]。可見經學文獻數量之年夜，權數之重，且源遠流長，包養意思傳承有緒。
《漢書·藝文志》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經學文獻既有時代性，又有地區性，還包括著學術思惟、學術門戶的問題。好比，儒家經典的原典年夜致在戰國最晚到漢代均已成立，相關的注釋之作從漢代開始也就相應地產生，并且不斷推陳出新，如漢魏晉古注，南北朝至隋義疏，唐宋疏義(《正義》)，宋元明清爽注、纂疏等等。而分歧時代的經學著作所體現出來的學術風格也是分歧的，如重視名物典制、包養故事章句訓詁的漢學著作與重視義理、性理之學的宋學著作風格迥異。經今、古文學是經學門戶當中最最基礎性的兩年夜陣壘，不合的起點不過是經書書寫文字分歧而形成的文本差異，但在后代卻演變為經學派別甚至政治派別的斗爭，而由此衍生的相關文獻無不打上今、古文經學的深入烙印。此外，經學文獻還存在著地區性的問題，好比經書版本，五代、兩宋監本群經以經注本最為通行，影響最年夜，處所上如蜀、浙、閩等都曾據以翻刻，而分歧處所發行的經書版本難免存在著文本差異，甚或改編、改革監本，有些異文甚至直接影響到對原典的解讀。
經學文獻數量龐年夜且類型復雜，可以根據分歧的分類標準做分歧的區劃，如經部類目(《易》《書》等“十三經”及“四書”、群經總義等)、[10]從屬時代(上古、中古、近古或更為具體的斷代)、傳本類型(簡帛、石經、寫本、手本[含底稿]、刻本、活字本等)、收拾體式(注本、校本、句讀本、評點本等)、記錄情勢(文字、表格、圖像、數字化等)等。為了研討方便，我們根據中國經學史演進和經學文獻遞嬗的規律性，把現代經學文獻從整體上劃分為三年夜系統[11]——“正經注疏”[12]“五經四書”兩年夜主干系統加上輔翼系統。為了厘清經學文獻整體及其內部各系統的層級結構，我們引進級次文獻的概念，同時參照顧頡剛師長教師提包養app出的“層累地形成的中國古史”觀，[13]提出“樹狀年輪結構”的剖析方式。經學文獻的整體結構是樹狀的，既有主干又有枝節，儒家經典的原典，無疑就是整個結構的根系，其他一切枝干都是由今生長出來的:先有主干“正經注疏”漢魏至唐宋漸次天生，近古時代又孳乳出“五經四書”系統，幾與所從出之“正經注疏”相埒，主干一分為二，而籠罩于其上的樹冠即輔翼系統。年輪結構具有普適性，不單適用于分析主干系統自己，並且適用于各系統內部類目標分析。每個系統(類目)內部的原典就是結構的焦點，其他一切的齊心輪紋無不是圍繞著這個焦點的，歷代的相關注釋及收拾、研討結果構成了這些齊心輪紋，就像樹木年輪一樣，有時代先后、關系遠近、規制鉅細、成長遲速、質地松緊之別，配合構成了這個系統(類目)的年輪結構。兩年夜主干系統及其類目各自相對獨立的年輪結構，彼此融合，錯綜為用，又配合構成了經學文獻的主體結構。我們認為，運用這種方式能夠兼顧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以期對整個經學文獻體系及其內部結構具有整體性、全方位而又歷史的、有層次的認識。也就是說，既要關注經過歷史選擇的靜態結果，更要考核其動態演變軌跡，亦即歷史選擇的過程自己。
“十三經注疏”的“經”(原典)在先秦、秦漢時期俱已成書[14]，“注”出現在漢魏以降，“疏”成于唐宋。這個系統就是“正經注疏”，它是整個經學文獻的焦點，其他系統都是由此衍生、孳乳而來的。其年輪結構的內核是《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15]《年齡左傳》《年齡公羊傳》[16]《年齡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孟子》“十三經”的原典，我們稱作一次文獻。外分三層齊心輪紋，順次是二、三、四次台灣包養網文獻。二次文獻是漢魏晉古注，間有隋唐舊注，是對原典的注釋。此中，所謂“正注”包含《周易》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尚書》偽漢孔安國傳、《毛詩》漢毛萇傳、鄭玄箋、《周禮》鄭玄注、《儀禮》鄭玄注、《禮記》鄭玄注、《年齡左傳》晉杜預集解、《年齡公羊傳》漢何休解詁、《年齡穀梁傳》包養犯法嗎晉范寧集解、《論語》魏何晏集解、《孝經》唐玄宗注、《爾雅》晉郭璞注、《孟子》漢趙岐章句等。漢魏至隋唐的其他注解，如《周易》鄭玄、虞翻等注；《尚書》馬融、鄭玄等注；今文三家《詩》傳(或分內、外)、說、故等；《左傳》賈逵、服虔等注；《論語》孔安國、鄭玄注；《孝經》所謂“孔傳”和“鄭注”等，亦為二次文獻，或以時代殊別，學有先后；或以師法、家法迥異，學占分野；或以著作體式分歧，學出專門，皆未能成為正注，但仍然也是二次文獻。經傳(如《易經》和《易傳》、《年齡經》和“三傳”)底本各自別行，古注更是獨立于經傳之外單行的。不過，六朝以降行世者，只要經注本而無單經本[17]。也就是說，六朝以后一次、二次文獻已合為一體，正經因正注而得以傳承有緒，正注因正經而獲得正統位置。三次文獻即所謂疏(《正義》)，是對原典及原典注釋的再注釋，年夜體可分為兩個階次:一是南北朝直至隋代的義疏之作，今多已亡佚；二是唐宋疏義(《正義》)，專釋前揭正經正注，包含唐孔穎達掌管纂修的“五經正義”(《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年齡(左傳)正義》)和賈公彥《周禮疏》《儀禮疏》、徐彥《年齡公羊疏》、楊士勛《年齡穀梁疏》，以及宋邢昺等纂修的《論語》《孝經》《爾包養價格雅》三經新疏(唐人賈、徐、楊所撰四疏連同宋人新修三疏，北宋時由國子監校定發行，稱之為“七經疏義”)和舊題北宋孫奭《孟子疏》。疏義底本單行(單疏本)，直到南宋初才出現注疏合刻本，經、注、疏合刻，一、二、三次文獻合而為一，成為近古通行本的體式。四次文獻重要是宋代以降新出的正經注釋，往往不是單純地植根于原典的原始文本，多系參酌漢魏古注和唐宋疏義之作，如蘇軾《書傳》、歐陽修《詩本義》、王安石《周禮義》、衛湜《禮記集說》、劉敞《年齡傳》等(宋元以降的經解之作須考核其淵源所自是正經注疏還是五經四書系統)。
衛湜《禮記集說》南宋嘉熙本
隨著漢唐章句注疏之學慢慢趨向繁瑣化和自我封閉，唐年夜歷以后，不惑傳注、“自名其學”的經學家不斷涌現，至北宋漸成風氣，并在慶歷以后演變成疑古惑經的學術思潮。歐陽修、劉敞、蘇氏父子、王安石等往往摒棄章句注疏之學，以新意解經；又有周敦頤、張載、二程等為心性之學，理學蔚然興起，至南宋朱熹集年夜成。在這樣的學術佈景之下，“五經”又有了新注，成為程朱理學思惟的載體:宋程頤《易傳》、胡安國《年齡傳》、朱熹《周易本義》《詩集傳》、蔡沈《書集傳》以及元陳澔《禮記集說》。此外，朱熹又在韓愈、李翱推重《孟子》、重視《年夜學》《中庸》以及二程“表章《年夜學》《中庸》二篇，與《語》《孟》并行”[18]的基礎之上，于孝宗時撰成《四書章句集注》，將《論語》《孟子》與《年夜學》《中庸》共同起來，集中進行注釋和闡發，于是有“四書”之名。至此，獨立于正經注疏系統之外、秉承程朱理學思惟的五經四書系統甫樂成立。這個系統的年輪結構以五經四書本文為內核，作為一次文獻，外分三個齊心輪紋，分別是二、三、四次文獻。此中，前揭程朱等新注是二次文獻。宋代表學的其他注釋，如程頤《年齡傳》、張載《橫渠易說》等，多為后學所取資；如輔廣《詩孺子問》、真德秀《集編》等，宗主程朱，疏浚證明；如張栻《南軒論語說》《孟子說》、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等，與朱子往還，商討揣摩；如楊簡《慈湖易傳》《詩傳》等，學出象山，頗涉心性。由于學派、政治包養意思、地區等方面的緣由，這些著作雖未能成為五經四書的主導性注釋，但也屬于二次文獻。三次文獻重要是宋元人為程朱等新注再做的注釋，出以纂疏、疏義、纂注等項目，猶如唐宋人為漢魏古注所作的疏義，年夜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羽翼、發明或辯證、往取程朱等新注，如元陳師凱《書蔡傳旁通》、朱公遷《詩經疏義》、梁益《詩傳旁通》；一是纂集宋元及前代諸家經說，彼此互證，轉相發明，如宋趙順孫《四書纂疏》、元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汪克寬《年齡胡傳附錄纂疏》。元代朱學系統的其他注釋，以敷贊(間有指責)程朱思惟為中間旨趣者(當然也不克不及完整消除正經注疏系統的影響)，亦為三次文獻。明永樂中頒行的《四書五經年夜全》以宋元纂疏為藍本，可視為四次文獻的標志，至于明代以降朱學系統的其他注釋則從屬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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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明刻本
兩年夜主干系統的年輪結構自己不是立體的，而是立體的，兼及著作體式和時間向度。正經注疏系統的二、三、四次文獻分別出現在漢魏晉(個別晚至唐)、南北朝直至唐宋和宋代以降；五經四書系統的二、三、四次文獻則分別成于宋(個別晚至元)、元(個別成于宋)和明清二代。並且，兩年夜系統內部分歧級次文獻的劃分雖然重要是基于文本內容，但自己還包括著豐富的文本形態信息亦即文獻屬性，分歧時代、分歧地區、分歧載體、分歧人包養網dcard抄寫或發行更構成了分歧版本，從而增添了其復雜性，減弱了其穩定性。好比，兩年夜系統的內核雖然都是經書原典，但后者所據一次文獻文本較之前者或有變異。如《周易》經、傳底本各自別行，先后經費直、鄭玄、王弼改易，《彖傳》《象傳》《白話》分附相應的卦、爻辭之下(乾卦作為整體次于卦、爻辭之后)，構成經傳參合本，魏晉以降成為通行本。宋代疑古惑經思潮風行，對于變亂古制的經傳參合本提出質疑，試圖恢復《古易》之舊，如王洙、呂年夜防、晁說之、呂祖謙等皆有“《古易》”考訂本。朱子《周易本義》采用的《古易》藍本就是呂祖謙所編定的，卷次分別是卷一、二上、下經，卷三、四《彖》上、下，卷五、六《象》上、下，卷七、八《系辭》上、下，卷九《白話》，卷十《說卦》，卷十一《序卦》，卷十二《雜卦》，凡經、傳十二篇。
至于兩年夜主干系統之間的關系，并非絕對涇渭清楚，而是既相對獨立，各自為用，自覺自足，又有交集，彼此依存，相輔相成；並且，二者亦非平列的、同步的，而是有時間性和先后順序的。正經注疏系統草創于漢魏，定型于唐宋，貫穿著經學史的始終；五經四書系統肇端于宋代，源出正經注疏系統，近古時代一躍而成與之包養行情分庭抗禮的另一主干系統。換言之，經學文獻的主體結構是兩年夜主干系統，這是經過歷史選擇的靜態結果；而從歷史選擇的動態過程來看，正經注疏系統為五經四書系統所從出，后者是前者在宋明理學佈景之下的時代化產物。正經注疏是五經四書的知識源頭和理論基礎，五經四書是正經注疏的濃縮精華和天然延展。雖各有側重包養網心得，分別建構，但二者畢竟同出于經書原典這個最基礎，彼此之間有著極其台灣包養親密的親緣關系。
兩年夜主干系統之外，其他經學文獻則可劃歸輔翼系統，重要包含群經總義(年夜體相當于四部門類經部的群(五)經總義(或稱經解、諸經)類(如漢許慎《五經異義》、鄭玄《駁五經異義》)，以及《禮》類三禮總義(如宋聶崇義《三禮圖集注》)、通禮(如宋朱熹《儀禮經傳通解》)、雜禮書(如宋陳祥道《禮書》)之屬，《年齡》類《年齡》總義(如唐陸淳《年齡集傳纂例》)之屬等。此中尤以小學、文獻學治經之作最為主要，或注音(如宋孫奕《九經直音》、賈昌朝《群經音辨》)，或正字(如唐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清錢年夜昕《經典文字辨正》、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錢坫《十經文字通正書》)，或訓詁(如清阮元等《經籍籑詁》、王引之《經傳釋詞》)，或校勘異文(如宋毛居正《六經正誤》、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或通徹目錄(如明朱睦《授經圖》、清朱彝尊《經義考》)。這些著作在古典目錄中或隸于群經總義類，或進小學類，其研討對象即為經書，內容更是緊扣經書文本，故可劃歸輔翼系統。需求說明的是，與經書并行的群經音義，如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唐五代以降最為通行的傳本情勢是各經單行本(宋代官刻經注本群經盡皆附刻包養dcard《釋文》。宋孫奭等《孟輔音義》略同此例，附麗經注本《孟子》趙注以行)，甚至附進經書文本之中(經注附《釋文》本、附《釋文》注疏合刻本)，所以盡管《釋文》作為整體屬于輔翼系統，但各經單行本當依靠相應經、注文歸進正經注疏系統。又如元明時期通行的元許謙《詩集傳》音釋、元鄒季友《書集傳》音釋等雖然兼釋經文音義，但重要還是注釋程朱等新注的音義，附麗各經以行，所以當歸進五經四書系統。輔翼系統之得名，一在于其功用，即為兩年夜主干系統之輔翼，考辨文本，透明音訓，疏證經義。輔翼系統在整個經學文獻樹狀結構中處于樹冠的地位，只要枝繁葉茂才幹永葆主干無虞，所以其感化亦不成小覷。
試舉《周易》類文獻為例，加以說明經學文獻“二加一”系統之判辨及其歸屬。漢魏以降通行的經傳參合文本系統可以追溯至西漢費直的古文文本，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和唐孔穎達等《正義》，構成了正經注疏系統《周易》類目年輪結構的主體。此外，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玄、虞翻、王肅等諸家傳注均在王弼之先，較之正注更接近于一次文獻(原典)；唐李國運《周易集解》輯錄漢至唐《易》解三十馀家，后世研討漢《易》，多賴此書之存；舊題唐郭京《周易舉正》自稱以王弼、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校傳世本，相當于正經正注通行本之外的另一種文本形態。這些也都是二次文獻。宋代《易》學象數派陳摶、劉牧、李之才直至周敦頤、邵雍的數學和圖書之學是對王、韓注和孔疏的反動，而《易》學義理派天然是遭到王弼《易》學的影響，但排擠以玄學解《易》，如程頤《易傳》；或重視象數之學，如朱熹《本義》(朱子還有《易學啟蒙》，力倡圖書之學)，二者配合成為五經四書系統《周易》的標準注釋，是為二次文獻；宋元人疏解程、朱注釋之作，如宋董楷《周易傳義附錄》、元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疏》、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熊良輔《周易本義集成》、董真卿《周易會通》等，則為三次文獻。因為南宋以降兩年夜系統并行，故宋《易》著作各有分屬，如蘇軾《東坡易傳》多切人事，深得曲譬之旨；朱震《漢上易傳》以象數為宗，上采漢魏以及于唐；李光《讀易詳說》以史解經，示人事之所從，皆出于朱子之先，為正經注疏系統的四次文獻。至于魏了翁《周易要義》摭取經傳、注、疏之文(間附《釋文》)，據事別類，貫通正經注疏系統的一次、二次、三次文獻；王應麟纂輯《周易》鄭玄注，為輯佚漢《易》之始，則屬于正經注疏系統的二次文獻。隸屬于五經四書系統者，如楊萬里《誠齋易傳》以史解經，但以程子為宗；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專闡數學，發明朱子《啟蒙》之旨，皆為二次文獻。在《易》學史上，元、明兩代普通也劃進宋《易》，多以輔翼程朱《傳》《義》為主，如元梁寅《周易參義》、明蔡清《易經蒙引》，分屬五經四書系統的三次、四次文獻；間有并不專主程朱，義理與象數并重者如元吳澄《易纂言》、明來知德《周易集注》等，則為正經注疏系統的四次文獻。清代後期是宋《易》和漢《易》的轉捩點，康熙御纂《周易折衷》，集宋《易》之年夜成，是五經四書系統的三次文獻，其他宋《易》之作如錢澄之《田間易學》、李光地《周易通論》、朱軾《周易傳義合訂》等亦皆如是；乾隆御纂《周易述義》，開漢《易》之端緒，是正經注疏系統的四次文獻，其他漢《易》之作如惠棟《周易述》《易漢學》《九經古義·周易》、張惠言《周易虞氏義》《周易荀氏九家義》《周易鄭氏義》《易義別錄》等亦同。
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疏包養留言板》元刻本
二
對于經學而言，除提醒和闡發經義這一當行本質之外，假如納進明天的學術體系進行講究，既可以做學術史的研討，所謂經學史；也可以做文獻學的研討，亦即經學文獻學。我們了解，每一門學科都是人類某一門類知識的科學歸納綜合和理論總結，必有其特定的研討對象和研討范疇。經學文獻學是以經學文獻為研討對象，旨在提醒其內容屬性、情勢特點、載體構造、范疇類別以及沿革傳承、庋躲刊布的普通規律，并為經學文獻的收拾研討供給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以推進其有序應用和科學發展的一門專科文獻學。經學文獻學既是傳統文獻學的分支，也是傳統經學的分支，具備經學和文獻學的雙重屬性，二者既相對獨立，又彼此為用，穿插而成為經學文獻學，具有綜合性、邊緣性和實踐性的特點。它的研討對象就是經學文獻自己，相對于普通古文獻而言，經學文獻自有其特別性:起首，經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焦點，經學文獻也是古文獻的焦點，切中簡要，綱舉目張，感化分歧于史、子、集部文獻。其次，經學文獻有經傳之別，經注之別，注疏之別，漢魏以降，隨著經傳逐漸混淆，群經的古注也漸次出現，而后有南北朝至隋的群經義疏和唐宋的疏義，這樣就構成了“層累地形成”的經傳注疏年輪結構，較之其他部類文獻多有分歧；再次，經學文獻作為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獨尊的意識形態的代表情勢，與政治、倫理、思惟、文明交織、雜糅在一路，所以也不成防止地呈現出濃重的意識形態顏色；最后，經學文獻自己與經學產生、演進的歷史同步，而經學所包括的豐富的學術屬性，現在、古文經學，如漢學、宋學，也直接影響甚至擺佈著包養網推薦經學文獻的內容和情勢。經學文獻的特別性決定了經學文獻學的特別性。
與經學文獻的特點相適應，經學文獻學的重要任務就是運用其理論和方式對經學文獻整體及個案進行研討，進而提醒經學文獻構成、發展和傳承、應用的規律，并晉陞到理論層面，反過來具體指導經學文獻的收拾研討任務。經學文獻學的研討對象和任務，決定了它的研討內容和范疇，年夜體上包括宏觀的理論和微觀的應用兩個層面:宏觀的理論層面重在研討經學文獻的內容、情勢、結構、類型等屬性，及其構成、發展和演進、嬗遞的過程，以及保留、應用、收拾、研討等狀況。具體說來，約有以下數端:其一，倡立并建構經學文獻學，自當加強其理論體系建設，重要包含經學文獻學的定義、范疇、屬性、特點，及其與傳統經學、文獻學等相關學科的關系等。經學文獻學與傳統經學、文獻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它從屬于傳統文獻學，文獻學的理論和方式對它同樣適用，但它們的研討對象和研討方式又有所區別，經學文獻學的研討對象只是經學文獻，而傳統文獻學的研討對象是包括經學文獻在內的普通古文獻，研討對象的分歧也在必定水平上決定了研討方式的差異性。其二，研討經學文獻演進的歷史，以推尋經學文獻與歷代政治、經濟、文明、學術等諸多領域的彼此關系，從而在歷時性和共時性兩個層面上科學地認知經學文獻。其三，研討經學文獻的構成要件、方法及其份額、性質，從總體上掌握經學文獻的樹狀年輪結構，厘清各系統及其內部層級、類目，進而具體深刻地探討它們之間對立統一的關系。作為一個完全的知識系統，處在特定的學術、思惟、政治生態之中，經學文獻內部各個相對獨立的知識單元之間是彼此聯系、彼此依存的，可以依照經部類目、著作體式、載體形態、文本屬性等分歧的分類方式進行網格化區分，并展開個性化的收拾研討。其四，摸清經學文獻的存躲狀況，為收拾研討息爭讀體認經學文獻指引門徑，供給依據。分歧于宏觀的理論層面，微觀的應用層面就是經學文獻的個案研討，包含關于其書、其人、其學、時世、地區等諸多方面的研討，應用傳統文獻學、小學的理論和方式，如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辨偽學等；以文本研討為中間，兼通文本內容和文本形態，包含章句、標點、注釋、翻譯、分類、編纂、索引、數字化等方面。這是經學文獻學的重要任務和最基礎目標，也是經學文獻學賴以成立的基礎和條件。
經學文獻學的建構，使傳統文獻學的內涵進一個步驟拓展，內涵也加倍豐富。同樣地，對于經學和經學史而言，其概念的內涵和內涵也由此獲得必定水平的深化和延展。狹義的經學就是解讀經書文本之學，換言之，就是講求經義的，當然對于經義的懂得不僅因人、因時而異，還遭到政治、思惟、文明、學術等多重原因的影響。而經學包養條件本身演進的歷史就是經學史；有關經學和經學史的文獻載體的研討就是經學文獻學。經學、經學史和經學文獻學三位一體，互為表里，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經學是經學史和經學文獻學的條件和靈魂，沒有經學就無所謂經學史和經學文獻學；經學史是經學發展規律的高度濃縮和科學總結，脫離經學史的觀照，經學則半壁江山，雜亂無章；經學文獻學自己就是經學和經學史研討的主要組成部門，既是其產生、成立的基礎和出發點，也是其發展、演進的實際需求和必定請求。經學文獻學從廣泛、深刻的經學和經學史研討之中吸取營養，借鑒并應用傳統文獻學的積極結果，不僅對經學、經學史的研討有積極的推動感化，還可彌補傳統文獻學的單薄環節，對其他文史研討領域也有參考和借鑒感化，具有主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與經學研討相表里的經學文獻學實際上一向貫穿著中國經學史的始終，并且永續成為此中主要的一環。從漢唐章句注疏之學，到宋明理學，再到清代考據學，無不是以經學文獻為依托，結合經學文獻的收拾研討而展開的。與傳統文獻學在清代的發展達到壯盛同步，清人有關經學文獻目錄、版本、校勘、考據、輯佚、辨偽等方面的研討盛極一時。近現代以來，由于遭到東方學術思潮的影響，加之哲學、倫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參與，傳統的經學和經學史研討呈現出新的特點，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學術研討也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起步，成績斐然。不過，總體而言，相對于經學和經學史研討，這一百多年來經學文獻學的發展相對滯后，對比乾嘉學術更是遜色不少。當然，此中也不乏亮點，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大批出土的經學文獻為經學文獻學供給了史無前例的發展契機，構成新的生長。新資料的廣泛運用，使得經學文獻學向深度、廣度拓展，并對經學和經學史研討產生了嚴重影響，甚至在必定水平上顛覆了千百年來有關經書的傳統認識。同時，也伴隨著出現了一些問題。好比有些學者單方面強調新資料的感化，沒有安身于原始的傳世文獻；或許缺少對于文獻資料的正確解讀和科學認知，導致其研討充滿主觀性和隨意性；或許自覺地套用東方理論，未能領會經學文獻學的內在特質和規律性。
在中外學術交通史上，經學領域歷來都是重鎮，尤其是在東亞文明圈內，這與儒家文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直接相關。中國經學文獻和經學思惟的外傳，外國佚存經學文獻及其收拾研討結果的回傳，這種雙向交通和良性互動往往會對外鄉經學產生必定的影響。此中，主流當然是中國輸出，但外國存躲的經學文獻的回傳也由來包養網評價已久。晚清、近現代以來，楊守敬、董康、羅振玉、傅增湘、張元濟等對japan(日本)加入我的最愛的經學文獻做了大批調查研討或回購、復制(覆刻、影印)的任務。近二三十年來，伴隨著海內外學術交通的日益開拓和深刻發展，對于海內佚存的經學文獻的復制、影印和收拾、研討任務更得以周全展開。
總之，經學文獻學應安身于微觀的應用研討，兼及宏觀的理論建構，運用傳統文獻學、小學的理論和方式對經學文獻進行科學地收拾和研討。具體說來，年夜致包含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一)對于經學文獻和經學文獻學的理包養妹論探討。加強經學文獻學的理論體系建設，包含經學文獻和經學文獻學的界定及其研討對象、范疇、主旨、方式等。具體說來，科學剖析經學文獻的類別和層級，綜括源流系統，摸清庋躲、存佚等基礎狀況，并根據歷代史志目錄和公私目錄的相關著錄進行目錄學的研討。包養合約(二)經書版刻源流。儒家經典的發行始于五代，盛于兩宋，標志著經書由寫本時代進進刻本時代。相關研討的重點應放在“十三經注疏”的匯刻及其版本系統，依照各種版本類型出現的先后順序，分為經注本、單疏本、越刊八行本、宋元十行本和明清“十三經注疏”匯刻本等，辨析源流，構擬系統。(三)經書文本校理。經學文獻學的終極關懷無疑就是經書文本，尤其是文本內容的存真復原和文本形態的鉤沉索隱，無論是小學還是文獻學的研討，最終目標都是獲得相對接近于經書原始面孔的、靠得住的文本。而校勘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途徑和基礎參照，在這方面清人和japan(日本)學者做了大批的任務，為世所重。所以，當今重校經書不僅要廣校眾本，還應盡能夠周全地搜羅古今中外的校勘結果，考慮往取，審核按斷，擇善而從。(四)其他載體經學文獻研討。現存經學文獻絕年夜多數都是印本(刻本和活字本)，除此之外，簡帛、石經和寫本、手本等也是經學文獻的主要載體，它們對于經學文獻學的推動感化越來越遭到重視，成為新的學術生長點。這些資料的特點是比較零星，所以應先做周全摸底和系統清算的任務，然后才幹進行具體深刻的研討。(五)東瀛取經。中日兩國現代經學文獻的雙向交通源遠流長，以往關注的多是儒家經典若何東傳japan(日本)，而對于japan(日本)佚存經書的回傳少有論及，所以研討經書回傳路徑及其影響就顯得尤為主要，由此才幹進進文本研討。
《年齡穀梁注疏》明監本
至于從事經學文獻學研討應當留意的問題，約略有四:(一)既不抱殘守缺，也不標新立異，安身于傳世文獻，也不排擠出土文獻。在充足懂得和正確釋讀原典的條件下，恰當地、有用天時用新資料，彼此發明，相得益彰，這是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結合。(二)現代的經學研討，雖難免陳腐陳舊之弊，但往古未遠，學術佈景和思惟方式接近，知識結構和認識程度相當，其價值和感化不容忽視，不應當也不成能完整拋開後人結果，另起爐灶，要充足地、客觀地加以應用，這是重視個人研討和吸納後人結果的結合。(三)經學、經學文獻學的研討應當與經學史的研討結合起來，學側重于文本解讀和知識傳承，史側重于歷史演進和規律總結，學是史的基礎和條件，史是學的完成和升華，學史相長，同步推展，相輔相成，這是經學、經學文獻學和經學史的結合。(四)經學文獻學是中國的外鄉學術，但又不克不及局限于中國，東亞文明圈甚至世界范圍內都有其深遠影響，所以經學文獻學應在安身于外鄉學術的條件之下，放眼東亞甚至世界儒家文明傳承和研討的年夜環境、年夜佈景，內外兼收，高高在上，使得相關研討更具開放性和前瞻性，這是外鄉學術與中外學術交通的結合。總之，經學文獻學的研討既要秉持傳統經學、文獻學的公道內核和最基礎原則，又要結合新資料、新理論、新實踐開拓新的研討領域；既要守常，做道地的當行研討，又要創新，做與時俱進、合適學術發展規律的新學問。
注釋：
1、朱彝尊《經義考》所收，上起先秦，下迄清初，單列條目達8200余條。參見張宗友《〈經義考〉研討》，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二章“論《經義考》之條目體系”之二“《經義考》條目統計與剖析”，第66頁。
2、原發表在《北京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三期，后支出同名專著《經學文獻的衍生和淺顯化》(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版)。
3、2017年上半年，筆者在北京年夜學中文系開設研討生課程“經學文獻學”，初次完全提出這一理論框架，并在教學中不斷修改，選課同學如章莎菲、馬琳等也參與了個別意見。以后兩年間考慮損益，續有訂補。
4、需求說明的是，完成此文之后，筆者偶爾發現，早在2007年鄧聲國師長教師已撰有高文《傳統經學研討與古典文獻學學科理論建設的思慮》一文，明確提出“關于‘經學文獻學’的學科理論體系的建構”的設想，并明確提出“根據現代文獻計量學道理，可以將今朝所見的傳世文獻按研討對象的類別，區分為一次文獻、二次文獻、三次文獻等”(《文獻學與小學論考》，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版，第27—35頁)。筆者孤陋寡聞，一向未能獲見鄧師長教師高文，無由獲知鄧師長教師高論。雖然筆者在教學和科研任務中應用“經學文獻學”這一概念并非著眼于學科構建，劃分級次文獻的對象、視角和具體內容也與鄧師長教師說容有分歧，但畢竟是鄧師長教師率先提出，篳路藍縷，厥功甚偉。
5、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書社《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影印本2003年版，第三冊，第525頁。
6、《宋史》，卷四二七《道學傳序》，第三十六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2710頁。
7、以上有關兩年夜主干系統的論述，詳參拙作《經學文獻的衍生和淺顯化——以近古時代的傳刻為中間》(《北京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三期，第113—118頁；同名專著《經學文獻的衍生和淺顯化·緒論》，第2—30頁)。
8、所謂“編纂”，包含經書匯編、類編、改編、選本、節本等，尤以整合分歧注釋體式和注釋內容的注疏合刻本最具代表性。
9、所謂“刊布”，包含經書的分歧載體如簡帛、石經、寫本、手本(含底稿)、刻本、活字本等，尤以分歧版本類型的刻本最為主要。10、具體數字參照屈守元師長教師《經學常談長期包養·引言》，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版，第4頁。“六藝略”篇(卷)數誤作2123，但下文所述比例不誤，知係作者筆誤或付梓錯誤。本文據《漢志》改。又據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二《四庫全書總目》解題統計，《總目》著錄的經部書1756種，18021卷(中華書局影印平易近國間商務印書館《國學基礎叢書》本1993年版，第149頁)。這個統計數字是包含存目在內的。
11、何多源:《國學書目舉要》，《廣年夜學報》1949年第1期。數字系據《正編》卷八第35頁和《補編》卷一第42頁統計。因為國學圖書館躲書多得自錢塘丁氏八千卷樓和武昌范氏木犀噴鼻館，后又征調官書，數量年夜，質量高，一時為江南躲書之冠，故其統計數字具有代表性。
12、據是書經部總類、《易》《書》《詩》《禮》《樂》《年齡》《孝經》、“四書”、《爾雅》、群經總義等類目所收書統計，不含小學類15000馀種。當然，《中國古籍總目》所收叢書和合刻之書除整體著錄外，各子目又據其內容分別著錄，歸進相應類目。所以，這部門條目是重復計數的(還有一小部門同書異名的情況也應考慮在內)。
13、根據古典目錄學的分類體系，最晩包養平台從漢代開始，小學類文獻一向劃歸經部(類)，未嘗更易。但從明天的學科體系來權衡、判辨，單純的小學著作如文字、音韻、訓詁類書當可獨立于經部之外，至多不克不及為經部所完整涵蓋，故本文所謂經學文獻并不包括小學著作(專以經書為研討對象者除外。《爾雅》傳統上劃進經部，本文沿其舊制。這是因為，盡管其書性質屬于小學，但漢代以降，對其屬性和感化的認定實與經解(群經總義)類書相當)。
14、至于近、現代以降有關經學、經學史和經學文獻的收拾研討結果，重要是相關論著(研討專著、論文、古籍收拾著作、數據庫等)，卷帙眾多，門類眾多，體式各異，更重要的是對于經學的認知以及學術理念、學術規范已分歧于前人，故可剝離于原始經學文獻之sd包養外，作為衍生文獻來對待，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內。
15、“正經正注”語出清張之洞《書目答問》，為經部類目之名稱，兼指通行本“十三經注疏”和朱熹等宋元人新注“五經四書”，二者都曾為元、明、清科舉程式所指定。本文所應用的“正經注疏”范疇只是借用張之洞原概念內涵的一部門，專指傳統的“十三經注疏”經、注、疏，宋元以降“五經四書”及其相關著作并不從屬在內。詳參拙作《經學文獻的衍生和淺顯化——以近古時代的傳刻為中間》(《北京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三期，第112頁。后支出同名專著《經學文獻的衍生和淺顯化》(第1頁)。
16、顧頡剛師長教師正式提出這一觀點，是在1923年5月發表的《與錢玄同論古史書》(《讀書雜志》第9期)一文中。
17、對于儒家經典而言，經傳之別底本是非常明確的，故西漢有傳記博士和五經博士之分立。漢代以降，經書分化，傳記如《禮記》《年齡三傳》《孝經》《論語》《爾雅》逐漸獲得與五經對等的位置，由傳升經(《孟子》進進經書序列最晚，已到宋代)，以次構成了七經、九經(十二種)直至十三經。別的，今、古文也是有關原典的焦點問題，今傳本或為古文(現在本《詩經》是古文《毛詩》，而漢代長期立于學官的是今文魯、齊、韓三家《詩》)，或為今文(現在本《論語》是《張侯論》，其文本基礎是今文，漢代通行的則有今文《魯論》《齊論》和古文《古論》)，或為偽古文(如東晉以降通行的《尚書》文本實為偽古文，但此中主體部門又是真今文)，或參酌今、古文(現在傳鄭玄注《儀禮》藍本是今文，但參校古文本)。本文對于原典自己層級結構的判辨從略。
18、《年夜戴禮記》底本是與《小戴禮記》并行的儒家經典，后以鄭玄注“三禮”，《禮記》逐漸成為正經，其書遂湮沒無聞，少人問津。但從歷代書目標著錄來看，盡皆歸屬于《禮記》類。《夏小正》原係《年夜戴禮記》之一篇，齊梁間已有單行本，通行的著錄方法亦隸于《禮記》類。本文一仍其舊，亦將二者當作正經《禮記》之附屬(《年夜戴禮記》北周盧辯注；《夏小正》漢感德傳)，但并不全都具備一、二、三各級次文獻。
19、《年齡繁露》，漢董仲舒撰，頗本《年齡》以立論，歷來附經以行，隸于《年齡》類。以其書多主《公羊傳》，又及陰陽五行，故本文因仍歷代通行的著錄方法，以為正經《年齡公羊傳》之附屬，也不全都具備一、二、三各級次文獻。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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