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云際會的晚清爽經學轉型 ——張之洞與廖平的師生來往及其學術史意義
作者：吳龍燦
來源：《武漢年夜學學報(人理科學版)》2014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玄月十八日辛卯
耶穌2018年10月26日
晚清名臣張之洞與經學家廖平的師生來往，是晚清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張之洞拔識和表揚廖平，使廖平走包養網推薦上了學術康莊年夜道，并終生一向關心和幫助廖平的學術發展。廖平感謝張之洞的知遇之恩，終身以張之洞為恩師，學問雖獨立自立，但是虛心受教，中早期建基于張之洞的學術思惟主張而發展出自成規模的孔經哲學體系。師徒情感篤深，學術上堅持互動，在學術包養網比較史上不啻晚清爽經學包養網VIP轉型的風云際會。晚清平易近初經學在國家面臨內憂內亂、傳統文明面臨存續危機之際的應世轉型，在張之洞和廖平師徒的盡力下，發展出一條踏實純正、意義嚴重的新經學轉型途徑。我們從尊經書院時期、廖平晚期經學時期和張之洞《勸學篇》面世之后時期等三個階段考核張廖師生學術來往與新經學建構歷程，可以洞明張廖新經學轉型的學術內涵、時代價值和學術史意義。
一、尊經書院時期
張之洞(1837～1909)，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道光十七年(1837)生于貴筑縣(今貴陽市)，7歲時隨父到興義府城就讀，13歲始回河北客籍應試，考取秀才；15歲時赴順天府鄉試中舉人第一名，成“解元”；26歲考取進士第三名，成“探花”，授翰林院編修。張之洞幼承庭訓，四歲發蒙，師從父親張瑛禮聘的多位名儒，八歲讀完四書五經，十歲習作詩文，十二歲開始研習小學、古文經學、史學、經濟之學，問業乃父摯友胡林翼。“經包養軟體學受于呂文節公賢基，史學、經濟之學受于韓果靖公超，小學受于劉仙石觀察書年，古文學受于從舅朱伯韓觀察琦。學術兼宗漢、宋，于兩漢經師、國朝經學諸年夜師及宋明諸年夜儒，皆所宗仰信從。漢學師其翔實而遺其細碎，宋學師其篤謹而誡其驕妄空疏，故教士無偏倚之弊。”①其奉行古文學和經世實學之基礎立焉。
張之洞同治六年(1867)開始任浙江鄉試副考官，旋即奉旨簡放湖北學政，在浙江鄉試所取多樸學之士，此中就有后來歷任陜西、兩廣總督的陶模，交際家袁昶、許景澄和樸學殿軍孫詒讓等，浙人引以為幸；在湖北，立施政之旨：學政一官不僅在衡校一日之短長，而在培養常日之根柢；不僅以倡導文字為事，而當以砥礪名節為先。又撰試院楹貼云：剔弊何足云難，為國家培養人才，方名稱職。衡文只是一節，愿諸生步趨賢圣，不僅及第。強調修己之學。又改革科舉考試辦法，形形色色選拔人才。札行各屬發題觀風，聽生童量能自占，各盡所長。援用隱僻事實，許自注書名出處。常日具有著作者，可隨卷送呈。又奏請改經文為經解，由考生報名認習之經考核，以端操行、務實學兩義反復勸勉諸生，奔走各田主持考試②。其辛苦學政，深得士心，曾國藩贊曰：“近張噴鼻濤在湖北亦愜眾看。”③張之洞還與當時湖廣總督兼署湖北巡撫李鴻章約定在武昌創辦文昌書院(后更名“經心書院”)，又編科試時文《江漢炳靈集》五集，第四集為通經學古之文，張之洞序云：“時文必以闡發義理、華實具備者為尚，詩古文辭必以有法式、不徇俗為工，無陳無剽，殆斐然焉。”④同治九年任滿返京，度過兩年“清流雅看”的悠閑生涯，充翰林院教習庶吉人，以識見和文才獲得慈禧賞識和同治帝加賞侍讀銜。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張之洞奉旨充四川鄉試副考官，是年末簡放四川學政，次年識拔廖平，開建尊經書院，至光緒二年(1876)十一月任滿離蜀，計三年半時間，可謂之張廖師生來往之尊經書院時期。
廖平(1852～1932)七歲初讀于鹽井灣萬壽宮，從學向春廷。其后師從胡龍田、曾志春(理學)、廖榮(中醫)、何欽培等學，十四歲始從鐘靈及其弟岳輪讀，不克不及強記，然善悟解。二十一歲始授徒于鹽井灣三圣包養平台宮。井研鄉賢先輩皆頓紀飭行，喜讀宋人書，廖平亦篤好宋五子書及唐宋八家文。同治十三年(1874)，廖平與同學楊楨授徒于舞鳳山。是年以《子為年夜夫》文為張之洞拔置為秀才第一名。“仲春，師長教師補博士門生員，初院試題為《子為年夜夫》。師長教師文破題為三句，已為閱卷者所棄。學政張之洞檢落卷，見其破題異之。因細加披閱，拔置第一。以后張于師長教師更屢加拔識，故師長教師對張之感獨深。”⑤此后張之洞在分歧場合鼎力表揚廖平。廖平家貧而好學，已有兩次鄉試不第，張之洞拔識對其人生途徑和學術性命都是至關主要的，廖平從此在張之洞影響下步進學術正路。此時的知遇之恩和后來的教導關切確立了張廖深摯的師生情誼。
光緒元年(1875)春，尊經書院成，張之洞議定則程，擇廖平在內之諸生百人肄業此中。張之洞離任前所撰《創建尊經書院記》詳述書院創建緣起及書院主旨十八條。首明本義“操約而施博”：“(此舉)然則何為？曰為讀書。讀書何用？曰成人材。蜀材之盛舊矣，漢之郭(即犍為文學)、張、馬、揚，經之宗也。宋之二王(當、偁)、二李(燾、心傳)、史、范，史之良也。其余唐之陳、李，宋之五蘇、范、虞，元之虞，明之楊，氣節、包養犯法嗎經濟、文章之淵藪也。方今圣上敦崇經學，祀漢太尉南閣祭酒許公于學宮，試卷經策空疏者磨勘有罰。使者奉宣德意，誠欲諸生紹前賢，起蜀學。然歲科兩試能進退往取，其所已然，不克不及補益，其所未至，批抹不克不及詳，發落不克不及盡，僅校之非教之也。于是乎議立書院，分府拔尤，各郡皆與視其學鉅細、人幾多以為等，延師購書，分業程課。學成而歸包養甜心，各以倡導其鄉里后進，輾轉流衍，再傳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⑥要之，尊經書院本義乃培養讀書種子、興起蜀才蜀學。“務本第四”以為通經為學之根柢，小學為通經之根柢：“圣賢通全國事理，言之謂之本，學人因謂之根柢。凡學之根柢必在經史。讀群書之根柢在通經，讀史之根柢亦在通經。通經之根柢在通小學，此萬古不廢之理也。欠亨小學，其解經皆燕說也。欠亨經學，其讀史不克不及讀表志也。欠亨經史，其詞章之訓詁多不安，事實多不審，雖富于詞，必儉于理。故凡為士必知經學、小學。綜此兩端，其在篤嗜神悟，欲以此名家著作者，終身由之而不盡。若夫約而求之，治《說文》者，知六書義例之區分、篆隸遞變之次序遞次、經傳文字通借之常例、古今音韻之異同，足以治經矣。治經學者，知訓詁之本義、群經之要指、經師授受之源流、儒先傳注異同長短之年夜端，足以折衷群籍矣。即此數要，先正老師，其說已備，其書俱存。”⑦又在“息爭第九”中認為不成有門戶之見：“學術有門徑，學人無黨援，漢學，學也，宋學，亦學也，經濟、詞章以下，皆學也，不用嗜甘而忌辛也。大體讀書宗漢學，制行宗宋學。漢學豈無所掉，然宗之則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學非無所病，然宗之則可以寡過矣。……惟漢、宋兩家不偏廢，其余一切學術亦不成廢。”⑧認為“漢學師法，止于實事求是，宋學準繩，止于嚴辨義利”⑨，還有經濟、詞章以下一切學術，都不成偏廢。張之洞在四川學政任上著《輶軒語》、《書目答問》兩書，“開發初學，論卑易行，如能信而擇用之，雖暫無師必有所得矣”⑩，蜀地當時只讀時文之風氣為之一變。張之洞此外還竭力支撐書院發展。“院中為饗堂，祀蜀中先師經師。復以邊省購書不易，捐俸置四部數千卷，起尊經閣庋之。時以暇日蒞院，為諸生解說。”(11短期包養)張之洞光緒二年末往任時，行至綿竹致書新任學使譚叔裕囑其監學：“身雖往蜀，獨一尊經書院倦倦不忘。……通省佳士……年夜率心賞者盡在書院。”(12)后又往信補充表揚蜀才，請善加培養，此中將廖平與張祥齡、楊銳、毛瀚豐、彭毓嵩等號“蜀中五少年”。“以上五人，皆時文、詩賦兼工，皆在書院。美才甚多，好用功者亦不少，但講根柢者，實難其人。此五人未能進修，另有志耳，已不易矣，此五人皆美質好學而皆少年、皆有志古包養網站學者，實蜀士一時之秀。洞令其結一課相互砥礪，冀其改日必有成績，幸執事鼓舞而教導之，所成必有可觀。”(13)此中第二位廖平列楊銳之后：“廖登庭，井研學生。天資最高，文筆雄奇拔俗，于經學、小學極能揅索，一說即解，實為僅見，改日必有成績。”(14)張之洞為尊經書院所立之教和拔識人才之盛，對近代蜀學興起居功至偉，也為廖平之學術奠基堅實基礎。
尊經書院時期，廖平在張之洞影響下從早年宋學轉向漢學。“予初從書院章程治小學、目錄、金石、典故，后乃專心治經，今之所以治經，雖與訓詁家有小別，而得力之處坐在初功。”(15)光緒二年(1876)年跋《隸釋》，作《爾雅舍人注考》《六書說舍人注考》。是年末，張之洞往任，廖平及同學送到新都，餞行于桂湖而別。光緒四年(1879)，尊經書院刊刻《蜀秀集》，支出廖平作品《爾雅舍人注考》《六書說》《榮波既豬解》《士冠禮以摯見于鄉年夜夫鄉師長教師解》《月令毋出九門解》《廛無夫里之布解》《史記列孔子于世家論》《五代邊境論》《兩漢馭匈奴論》等篇，皆漢學路徑。廖平自述曰：“余幼篤好宋五子書及八家文。丙子(1876)從事訓詁文字，用功正勤，博覽考據諸書。包養app冬間，偶讀唐宋人文，不覺嫌其空洞無實，不如訓詁書字字有興趣。蓋聰明心思于此一變矣。庚辰(光緒六年，1880)以后，厭棄破裂，專事求年夜義，以視考據諸書，則又以為糟粕而無精華、枝葉而非最基礎，取莊子、管、列、墨讀之，則乃喜其義實，是心思聰明至此又一變矣。”(16)光緒五年(1878)王闿運進主尊經書院之前，廖平為學皆從張之洞所教而安身漢學。王闿運進主尊經書院一年間廖平受之影響，一度轉向今文經學，“厭棄破裂，專事求年夜義”，而后進進其自立門戶的晚期經學時期，在張之洞關懷下經歷經學一變和二變，但與張之洞所教貌離而神合。至于戊戌變法之后，廖平中早期經學輾轉發明乃師《勸學篇》主旨，構建孔經哲學體系，師生學術思惟若合符契，立下晚清爽經學轉型規模范圍，容后詳論。
二、“張廖”公案考辨包養dcard
自張之洞離蜀之后，張之洞與廖平依然堅持親密的聯系，時有誡語。
光緒六年(1880)春，廖平赴京會試，不第。在京日，嘗撰寫《上南皮師相論易書》，以易例請業時授翰林院侍講的張之洞。張之洞誡廖平：“風疾馬良、往道愈遠。”蓋廖平此台灣包養時剛因王闿運所教“專求年夜義”而論易，故以漢學為教的張之洞以此語誡之。光緒九年(1883)春，廖平赴北京會試不第，途中悟“素王二伯諸年夜義”，謁時任山西巡撫的張之洞于太原，“張仍以‘風疾馬良’之語誡廖平，并以治小學相勖”(17)。張之洞又盛推王霞舉，比之伏生、文中子，廖平詣之有得而張之洞甚喜。
光緒十四年(1888)冬，廖平赴京會試，張之洞電召赴粵，命纂《左傳疏》，以配清代《十三經疏》，以方赴京未能往。此時廖平已有以《今古學考》為代表作的經學一變和以《知圣篇》和《辟劉篇》為代表作的經學二變。光緒十五年(1889)廖平會試中三十二名進士，欽點即用知縣，以親老故改教職，部銓龍安府傳授，試后應張之洞召，六月赴廣州，住廣雅書局，以張之洞命纂《左傳》，始專力治左氏，張之洞又重申“風疾馬良”之誡。此時廖平在廣州會晤康有為，示之《知圣篇》和《辟劉篇》，康有為于是盡變其學，參照而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而廖平是以被眾人目為維新變法依據“素王
改制”論之始作俑者。
光緒十六年(1890)春，廖平復由廣州赴京補應殿試，得二甲七十名，賜進士出生。秋，偕宋育仁由水道返川，過湖北謁時任兩湖總督的張之洞，流連彌月，以《年齡古經左氏說漢義補證》、《左傳漢義補證》兩稿上張之洞，張之洞又重申“風疾馬良”為言。
光緒二十年(1894)，門人汪兆麟以縣丞分發湖北，因以《左傳漢義補證》稿所有的、《尚書》稿數篇，命其呈張之洞。
光緒二十三年(1897)夏，時《古學考》出。又長沙《湘學報》刊文揭“素王改制”之義，張之洞一方面電告江標、陳寶箴糾正《蜀學報》文字：“惟有一事奉商，《湘學報》卷首即有‘素王改制’如此，爾后又復兩見此說，乃近日公羊家新說，創始于四川廖平而年夜盛于廣東康有為。此說過奇，甚駭人聽……于圣人僭妄而又作偽，似不近理……與之相涉恐有流弊。”(18)另一方面通過宋育仁傳語告誡廖平：“風疾馬良，往道愈遠，解鈴系鈴，惟在自悟。”命改訂經學條例，不成講今古學及《王制》并攻駁《周禮》。廖平為之忘寢餐者累月。十月，廖平赴成都，與宋育仁相見，宋再傳張之洞語，并謂“如不自改，必將用兵”。后廖等分撰《與宋蕓子論學書》、《上南皮師相論學書》，聲名為學主旨及回應師命。梁啟超之“逼賄”說蓋由此出。
光緒二十四年(1898)三月，張之洞《勸學篇》成書。八月，戊戌政變，康有為外逃japan(日本)，楊銳、劉光弟等六正人蒙難，形勢對廖平很晦氣。“先是，康有為得‘孔子改制之說’而倡之，并引《公羊》、《孟子》以自助，以為變法之據。全國群以作俑歸之師長教師，謂‘素王改制’之說實有流弊，并因此攻《公羊》及《孟子》焉。”(19)門人施煥自重慶急函：“清廷株連甚廣，外間盛傳康說始于師長教師，請速焚有關經書。”(20)門人趙伯道于是舉火焚燒新成之《地球新義》，以保廖平避禍。
光緒二十五年(1899)仲春，廖平因戊戌政變牽連署謝洪縣訓導。張之洞先以延通經之士纂《經學明例》，差人電告廖平：“湖北現辦纂書尊經學，依《勸學篇守約卷》內明例等七條，《詩》、《儀》、《禮》已存，廣雅乃最重公品學，請擇一二經，先編《明例》一卷寄來。”(21)四月，張之洞電召廖平赴湖北辦《正學報》，黃開國認為這是對正受戊戌政變牽連的廖平的保護，甚合道理(22)。廖平因成都送考未能成行，于是作一書并增補《地球新義》稿，命門人攜至湖北上之，張之洞意弗善，傳語“欲師長教師用退筆”。
以上來往時值張之洞從支撐維新變法到“君子心、開風氣”的《勸學篇》醞釀誕生的時期，而廖平的晚期經學也逐漸向中期經學過渡。期間張之洞屢語以“風疾馬良、往道愈遠”告誡，經學二變期間甚至有“如不自改，必將用兵”等似有威脅意味之語，又時有文明事務請廖平參與。于是梁啟超有“張公賄逼”說：“暮年受張之洞賄逼，復著書自駁，其人固缺乏道，然有為之思惟，受其影響，不成誣也。”(23)更有“戊戌懼禍”說：“而其說亦屢變，初言古文為周公，今文學孔子；次言今文為孔之真，古文為劉之偽；最后乃言今文為小統，古文為年夜統。其最后說，則戊戌之后，懼禍而支離之也。蚤歲實有所心得，儼然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晚節則幾于自賣其說，進退掉據矣。”(24)后人乃有楊東莼“戊戌(1998年)以后，因畏禍遂自賣其說”(25)、周予同“廖平受威脅而變說”(26)等沿襲梁氏之苛刻評語。章太炎曾為之辯解：“清年夜學士張之洞尤重君，及君以六經說《周禮》，之洞遺書，以為‘風疾馬良，往道愈遠’，包養妹而有為之徒見君前后異論，謂君受之洞賄，著書自駁，此豈足以污君者哉？”(27)古人舒年夜剛、黃開國諸師長教師駁斥甚詳(28)，此不贅述。
此處要申論者，乃“逼賄”“懼禍”公案背后更深層的學術辨析：在現有學術史論述中，凡是認為張之洞推許古文經學，廖平受王闿運影響后同心專心一意專心今文經學，兩者相互對立，張之洞欲將廖平從今文經學拉回漢學陣容，而廖平持“吾愛吾師、更愛真諦”的立場，堅持己見，百折不撓。公然這般乎？本文以為否則，應以史料和原著為據，往其包養平台主觀掩蔽而見其本來臉孔。
起首，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狀況廖平學術態度和經學立場。廖平在為學、為人、思惟上的獨立性很是強。“特妾婦之道，從一而終，轉益多師，古所不由。況儒生傳經，亦如疇人制器，秘合差離，久而后覺。使必株守舊儀、禁新法，專己守殘，殊非師門宏通之旨。”(29)對王闿運這般，對張之洞亦然。“于湘潭之學，不願依傍。……蓋學貴自立，無與情感；依傍既空，方覘真識。”(30)王闿運對廖平的影響重要限于廖平經學初變之前的第二小變，從古學興趣轉向今學，但在光緒十一年(1886年)乙酉，乃自立門戶，成《今古學考》。《勸學篇》問世之前篤守古文經學的張之洞屢以“風疾馬良，往道愈遠”相誡，未能使之變易為學立場。廖平之學又以善變著稱，其立場不成輕易以一個標簽貼定，何況廖平經學三變開始已經超出今古文經學分別，并轉型為經學哲學家，故光緒六年(1880)之后堅守今文經學立場之說不成立。
其次，張之洞“風疾馬良、往道愈遠”等誡語真意安在，有待分疏。此語在尊經書院時期提到過：“適越而面太行，馬愈良者往愈遠，彷徨于岐路者，日行不克不及十里。”(31)張之洞對楊銳、廖同等門生甚為欣賞和愛護，而廖平發明經義經常駭人聽聞，易招妒害，尤為張之洞所擔心。據廖平門生吳虞記載，廖平在湖北當面指出《書目答問》的錯誤。“南皮爽然久之，曰：‘予老矣，豈能再與汝遞受業帖子耶？’”(32)張之洞對愛徒寬厚這般，可見誡語實為關心門生和寄予厚看之表達。光緒二十三年(1897)，張之洞的政治敏感使之不安心包養妹廖平言論，“如不自改，必將用兵”，“干戈從事”，意圖當在誡其潔身自好。光緒二十五年，張之洞傳語“欲師長教師用退筆”，乃戊戌變法掉敗后，愛徒楊銳等蒙難，已經可惜悲哀不已，廖平有變法依據始作俑者之名，形勢危險，而廖平又發“年夜統小統”驚人之論，乃師告誡廖平持論謹慎，也是道理之中。對廖平論學呈稿，張之洞每有誡語，而廖均勻穩重反思其學，年夜有促進其沉思熟慮、學術猛進之感化。可見張之洞諸誡語無他意，惟達其關懷、勉勵、護佑愛徒之心耳。
第三，張之洞當然推重紀阮考據之學，但是在尊經書院章程和后來教導廖平特重漢學，并非鐵板一塊。“切于治身心治全國者，謂之年夜義。凡年夜義必清楚平易，若荒謬險怪者乃異端，非年夜義也。”(33)他不僅反對門戶之見，力倡經學為根柢和一切學術并重，尤重求年夜義，所不喜者乃“很是異義可怪之論”惑世的穿鑿之公羊。“生平學術最惡公羊之學，每與學人言，必力詆之。四十年前，已然謂為亂臣賊子之資，至光緒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說以煽亂，至今為梗。”(34)而康有為之公羊學在張之洞看來有“荒謬險怪者”之嫌疑，但是即使這般，張之洞在維新變法晚期依然積極支撐康有為、梁啟超級人的變法宣傳活動，可見其政治和學術胸懷。直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夏才開始覺得維新變法的理論基礎和變法實踐年夜有問題，組織氣力駁正維新變法理論，并用半年時間寫出《勸學篇》以正學，因這時已關乎國家命運，忠君愛國的張之洞不得否則。廖平學術有越變越怪之相，張之洞雖有所見解，并時有誡語和建議，但均為暗裡傳語，而非公開場合批評，更無強迫廖平改變學術思惟立場之實質性做法，而終生抱定愛護、保護和勉勵門生的一貫作風。所以廖平的學術思惟走向均獨立自立，如有與張之洞學術觀點相合適和相背離，都是廖平忠實于內心沉思熟慮之結果，非為情感特予曲意迎合或決心反對。
綜合以上史料和考辨所論，張之洞平生學術思惟并非猛攻古文經學立場，廖平之學術思惟亦并非在光緒六年(1880)之后猛攻今文經學立場，師徒之學術思惟皆有多重面向，也有彼此影響和促進。尊經書院時期張廖師徒學思契合，同向漢學，而從此到戊戌政變之前，師徒聯系親密，學術常有乖異，時有辯難，貌離神合，經學主旨均兼綜漢宋、分別古今。戊戌政變前后，張之洞學術思惟有一很是之飛躍，以《勸學篇》為眾人立法立范，而經歷磨難的廖平轉型為哲學家，開始新的學術歷程，此時再無學派之藩籬，與乃師心意相通，若合符節，超出古今之別，應對中西之爭。蓋後人有見于張廖學術面相之異，而未深究張廖學術實質之同，或以防止“逼賄”、“懼禍”之嫌疑而曲為辯說，反而掩蔽張廖契合之本相。
三、“中體西用”與新經學轉型
張之洞在“戊戌政變”前夜作《勸學篇》，在中國近代史下面臨極重繁重平易近族危機而應對“古今中西”之爭的系列盡力中，奠基了主流觀點“中體西用”主張的集年夜成者和代言人位置。而對《勸學篇》問世前后張之洞和廖平的學術思惟變遷的考核，可以發現張廖師徒學術思惟的發展脈絡和新經學范式的建構邏輯。
張之洞平生學術思惟約有三變。張之洞早年受過正統儒學教導，到光緒七年(1881)底補授山西巡撫之前，遵守傳統士年夜夫修齊治平途徑，為學教人遵守“端操行、務實學”之儒學傳統，居京師之“清流”議論“以不談洋務為高，見有講求西學者，則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敗類”(35)。任山西巡撫期間，因處所弊政衰敗觸發而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來往，開始對舊政西藝有了新的認識，在山西開始學習西技、興辦洋務，此一變也。光緒十年(1884)，張之洞調任兩廣總督，參與中法戰爭，對軍事科技方面的中西文明差異又有逼真感觸感染，認為“水師之無人，槍炮之不具”是中國不敵東方的緣由，竭力培養軍事人才和改良軍械設備，并如辜鴻銘所記，找到“理”、“勢”關系的恰當處理方法：“夫理之用謂之德，勢之用謂之力。忠信、篤敬，德也，其中國之所長也；年夜艦、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國之所長也。當甲申一役，清流黨諸賢但知德足以勝力，以為中國有此德必可以制勝。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篤敬乃無形之物也，年夜艦巨炮乃無形之物也，以無形之物攻無形之物，而欲所以見效于疆場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勢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鑒于此，遂欲以舍理以制勢。然舍理而言勢，則進于君子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躊躇滿志而得一兩全之法，曰：‘為國則舍理而言勢；為人則舍勢而言理。’”(36)光緒十五年(1889)轉任兩湖總督，進而倡導東方“專門之學”，洋務和辦學皆確定和效仿“西學”，此二變也。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爭中國慘敗，次年《馬關條約》簽訂，平易近族危機絕後極重繁重，張之洞上《吁請修備儲才折》，提出九條“中國安居樂業之端”，皆用“西學”救“如受重飭，氣血年夜損”的朝廷之“體”(37)。為康有為、梁啟超級維新派在湖南《湘學報》發表的過激言論所安慰，張之洞又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提出：“故于兩書院分習之年夜旨，皆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既免迂陋無用之譏，亦杜離經叛道之弊病。”(38)稍后在《勸學篇》中說：“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于欠亨西學者矣。”(39)“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40)“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用盡索之于經文，而必無悖于經義。”(41)“中體西用”說構成，此第三變也。
張之洞之學術第三變倡言的“中體西用”說，實為中國近代應對“古今中西”之爭發展到清末的成熟形態和理論總結，并鼎力倡導而成國人共識。梁長期包養啟超曰：“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畺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之。而其風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為至言。”(42)“中體西用”說的淵源，前有林則徐、魏源提出“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海國圖志》)計劃，后又有洋務派代表人物曾國藩、李鴻章開啟以“制器練兵”、“求富求強”為主旨的洋務運動。而japan(日本)明治維新也以“和魂洋才”說處理以儒家孔孟之道為主體的傳統思惟和東方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關系問題，都以本國的傳統思惟為“本”、“體”，以東方近代文明為“輔”、“用”，即安身傳統來引進東方文明。馮桂芬在咸豐十一年(1861)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底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43)，則為“中體西用”說的初次明確表達。其后，王韜言：“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自當躬。”(王韜：《弢園文錄外編》)薛福成言：“取西人氣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薛福成：《籌洋芻議•變法》)光緒十九年(1893)鄭觀應言：“中學其體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44)中國自占有“嚴夷夏之防”的“張三世”思惟傳統，魏源到張之洞學習東方的實用主義態度和華夏文明中間的“全國觀”彼此共同協調，使在堅持中國文明主體性的條件下能夠束縛思惟學習東方政治和科技文明，不掉為晚清內憂內亂之時變通兼顧的“保國、保教、保種”自救途徑。
廖平則在乃師《勸學篇》問世前后逐漸從晚期學問主旨重要解決“古今之爭”的經學家轉型為中早期應對“中西之爭”的哲學家。光緒二十三年(1897)，是廖平經學三變的始年，張之洞通過宋育仁傳達誡語“改訂經說條例”，促使廖平反思數月，在論學書信中展現其反思結果，此中多有為其晚期經學主張辯護，同時在張之洞指出問題的處所說明已經有所改變，問題意識則在“現在外侮憑陵，人才猥瑣，實欲開拓志士之氣度，唆使學童之捷徑”(45)，其立場為“不是古非今，亦不信今蔑古”。回應張之洞對經學二變“尊今抑古”中《王制》和《周禮》處理方法的意見，廖平“擬于各經凡例中刪往《王制》一例。一切軌制，各引本經傳記師說為證，不引《王制》明文，現已按照改易”，“惟《攻劉篇》專攻《周禮》，此書未刊刻，即將原稿毀消”。并彌合今古學學派：“蓋二派各立門戶，不尚主奴。特古學久經風行，今學不絕如縷，初謀中興，不得不畫分邊境；既已立國，無須再尋干戈。公約必定，永敦交好。”“既將諸經統歸一是，則不用更立今古之名。是不言今古者，乃出于實理，非勉強不言罷了。”(46)此語表白廖平不再囿于經學的今古之別，而詮釋皆“出于實理”，可視為廖平晚期經學走向中期經學的標志之一。在經學三變“年夜統小統說”中，《周禮》“丁酉之后，乃定為年夜統之書，專為天子治法”(47)，“以前所刪所改之條，今皆變為精金美玉，所謂‘化腐敗為神奇’”(48)。三變的初作《地球新義》也在《勸學篇》問世之初誕生，可視為張廖學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標志。張廖之前配合關心的經學“今古”之爭，志在通經致用，通過廖平晚期經學的創造詮釋和張之洞的指導糾偏，已經完成對今古經學超出，而都轉向了應對“中西之爭”的新經學構建之路。
廖平將張之洞“中體西用”說轉換為“文質說”。廖平晚期經學中之“文質說”，言相互取法而無主輔、體用之別：“文質即中外、華洋之替字，中國古無質家，所謂質家，皆指海內，一文一質，謂中外相互取法。”(49)中期經學則以“祖學、新學”分主輔：“講學者當以祖學為主，新學為輔，混而為一，不成歧而為二。”(50)以“形上之道、形下之器”來對應“中學、西學”，明“體用”之別：“所謂改文從質，乃指改本日文弊之中國以從歐美之今質。”“中古文弊已深，不克不及不改，又不克不及自創，而迎給于外人，亦如西人患難已平，飽熱已極，改過無術，而內向中國。中國取其形下之器，西取我形上之道，日中為市，買賣得所而退，文質彬彬，符合正人，此文質合通百世損益之年夜綱也。”(51)其后建構孔經哲學體系都契合“中體西用”立場，即以孔經哲學為內核的中國文明為體、東方平易近主政治和科技器物文明為用。
戊戌之后，廖平構建以尊孔尊經、融攝西學為重要內容的新經學體系，竭力弘揚師說，闡述群經年夜義，印證和疏解張之洞“中體西用”立場下的變法主旨：“夫不成變者，倫紀也，不符合法令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52)“夫所謂道本者，三綱、四維是也。若并此棄之，法未行而年夜亂作矣。若守此不掉，雖孔孟復生，豈有議變法之非者哉”(53)。光緒二十五年，廖平按《勸學篇•守約》參與《經學明例》編纂，而廖平在光緒十二年已做《群經凡例》(《十八經注疏凡例》)，此時則轉變為認同張之洞倡導的“守約固本”的“八經”新經典體系。
張之洞以為儒家處于“本日之世變”，若不改變《論六家要旨》所言“儒家者流，博而寡要，老而少功”的狀況，“圣教儒書，寢微寢滅，雖無嬴秦坑焚之禍，亦必有梁元文武道盡之憂，此可為年夜懼者矣”，故“設一易簡之策以救之”，“切于治身心治全國者，謂之年夜義”(54)，通過七端舉年夜義而“有要而無勞”，“以約存博”，不亡中學。廖平承此師說，“計窮智出，化舊為新”，以“用帝王之全力，集秦漢之年夜成，分門別類終始燦然”(5包養dcard5)的《白虎通義》為藍本，略加編排為《群經年夜義》，以接引當時學子學習經學。
張之洞倡導弘揚傳統儒家境德觀念“三綱五常”，以為“五倫之要，百倫之常，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圣人之所以為圣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實在于此”(56)；廖平先后做《群經總義講義》、《會典經證》、《倫理約編》、《左傳漢義補正》等，皆以中國傳統倫常為弘揚宗旨，又著《哲學思惟論》、《議院改進論》、《論平易近權年夜意》，申論中國哲學和政治傳統包養網站之優越。在《忠敬文三代循環為三等政體論》中，廖平更把董仲舒的三統說、公羊學張三世說、禮運小康年夜同說與東方政治中的君權、平易近權、君平易近共和三等政體聯系起來，結合東方進化論思惟，認為從王霸小康到天子年夜同，要經過野蠻時代、文明社會和年夜同社會三次三統循環(57)。
在教導實踐上，張之洞為保留中學、經學而創設“存古學堂”，并倡言以經學為首的“八科之學”；廖平則在各地書院、學校竭力置辦經書、編寫經學教材和講解經學，撰《中小學不讀經私議》，倡導小學讀經成誦。張之洞卒后，廖平更作《尊孔篇》、《世界進化退步表》、《中國文字問題三十論題解》、《文字源流考》、《孔經哲學發微》和《中外比較改進論》等，闡釋以孔子和六經為焦點的中國文明之體和以科技霸力為焦點的東方文明之用的彼此關系和未來趨勢。暮年構筑的天人學，認為孔子六經微言之中有人學和天學，《年齡》、《尚書》為人學二經，孔子為六合之內的地球立法；《詩》、《易》為天學二經，孔子為六合之外的宇宙立法，此中天學綜合運用了外鄉佛道、醫學、文學典籍思惟和中西地理學知識。廖平發展了張之洞“保國、保教、保種”之“齊心”的訴求：“我圣教行于中土數千年而無包養網車馬費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師，漢唐及明，宗尚儒術，以教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異端，纂述經義，以躬行實踐者教全國。故凡有血氣，咸知尊親，蓋政教相維者，古今之常經，中西之通義。”(58)通過證明孔子、六經為宇宙全球立法來確立中國文明的主體性位置。
四、結語
綜上所述，張之洞、廖平在《勸學篇》問世前后的學術思惟步調分歧。此前努力“通經致用”，面向以經學應世為中間的古今之爭，兼綜漢宋，分別古今，張之洞為導師，廖平為集年夜成者；此后同奉“中體西用”，解決以中國傳統文明主體性為中間的中西之爭，張之洞樹旗幟、申綱領，廖平積極響應疏解，建構尊孔尊經、涵攝西學的新經學體系。戊戌之前“通經致用”時期，張之洞引導廖平走上經學邪道，關心廖平學術發展，時加規勸而尊敬其學術發明；廖平憑天資和勤奮發明經學古今年夜義，師徒過從親密，敬佩乃師而堅持獨立性，每有發明必送稿致信請益，尊敬張之洞指導意見，但非經獨立思慮認定絕不擅改主張，但是師徒殊途而同歸，配合完成了對經學古今之爭的分疏、總結和超出。戊戌之后“中體西用”時期，廖平尊奉《勸學篇》師訓，追隨張之洞確立的“中體西用”文明旗幟，不遺余力構建樹立中國文明主體性的孔徑哲學體系，可謂師徒默契共同，協力建構了立法后世的新經學體系。過往強調張廖之異而不見其同，多拘泥于兩者論述情勢和逼賄等內在原因，若能知人論世，整體通貫，同情清楚師徒來往和理論包養一個月價錢發明而論，諒結論無出于此。
張之洞和廖平配合構建的以“中體西用、守約固本”為宗旨的新經包養ptt學體系，其特征可略概為以下三點：
第一，新經學體系問題意識在應對“古今中西”之爭，目標是“保國、保教、保種”。師徒由“通經致用”而“中體西用”，皆為此而來，與時俱進，由博返約，構建適應時勢的新經學體系。經典體系，廖平在晚期經學擬十八經體系，張之洞在《勸學篇》立八經體系。張廖曾為經學門戶而糾結，戊戌之后則超出經學古今門戶，一度“尊今抑古”的廖平以古文《周禮》為全球年夜統，生平惡公羊的張之洞則以今文學倡導的年夜義為守約門徑。
第二，新經學體系堅持中國傳統文明主體性，自覺抵抗東方文明侵犯，通過西學之用維護中學之體。張之洞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批評頑猛攻舊派的同時，針砭全盤歐化派數典忘祖，堅持守住儒家文明和綱常倫理為主的中國文明之體，向東方學習的目標是更好地維護中體。廖平也以“文質之辨”堅持以形上之中學為主包養網車馬費體，以形下之西學為輔用，接收器物層面之西學鞏固道體層面之中學。
第三，既盡力闡發以在經學為焦點的中國傳統文明對中國發展的基礎感化和對世界發展的普適價值，又積極接收西學成分，如進化論、平易近主政治、軍事科技文明等，以尋求中國固有優良傳統在“千年未有之變局”之新時代中的創造性轉換。張之洞通過中西倫理軌制比較，認為中國哲學、儒家文明、倫理軌制具有東方文明無可比擬的先進性。廖平則綜合公羊學和進化論建構孔經哲學體系，證明孔子思惟和儒家經典立法后世，具短期包養有永恒的普適價值，不僅適用于百世中國，並且適用于全球宇宙，東方文明還處于文明發展的初始階段，無法與發達的中國文明比擬。他們都倡導安身中國固有文明基礎，有選擇地學習東方文明優秀成分，使偉年夜的中國傳統文明在當代煥發應有的主體性感化。
張之洞和廖平師生來往的包養心得晚清時期，東方列強從政治、軍事、經濟、文明、科技等方面全方位侵犯中國，平易近族危機極重繁重，張、廖師徒在回應“古今中西”之爭、重建中國文明主體性的配合盡力中做出出色貢獻。20世紀中國文明總體上有激進主義、不受拘束主義、守舊主義(或稱文明守成主義甜心寶貝包養網)等三年夜重要學術思潮，張之洞和廖平師徒聯手建構新經學體系，啟導中國守舊主義思潮，奠基新經學轉型的基礎范式，彰顯了中國傳統學術永恒的普適價值和不凡的當代意義。在中國文明百年劫難之后的明天，我們依然無逃于“古今中西”之爭的問題意識，因此張廖奠基的新經學基礎范式，也是最可借勢和極富啟發性的中國文明重建和當代儒學復興的基礎理論。
注釋：
①張之洞：《抱冰堂門生記》，載《張之洞選集》(十二)，武漢出書社2008年，第516～517頁。
②參閱吳劍杰：《張之洞年譜長編》(上)，上海路況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第31～35頁。
③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載《北京圖書館躲珍今年譜叢刊》第173冊，北京圖書館出書社1999年，第661頁。
④張之洞：《江漢炳靈集序》，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378頁。
⑤廖宗澤：《六譯師長教師年譜》，載廖幼平：《廖季閏年譜》，巴蜀書社1985年，第12頁。
⑥張之洞：《創建尊經書院記》，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368頁。
⑦張之洞：《創建尊經書院記》，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369頁。
⑧張之洞：《創建尊經書院記》，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370頁。
⑨張之洞：《創建尊經書院記》，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370頁。
⑩張之洞：《創建尊經書院記》，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370頁。
(11)吳劍杰：《張之洞年譜長編》(上)，第46頁。
(12)張之洞：《致譚叔裕(二)》，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15頁。
(13)張之洞：《致譚叔裕(三)》，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15頁。
(14)張之洞：《致譚叔裕(三)》，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15頁。
(15)廖平：《經學初程》，載廖平：《六譯館叢書》第29冊，四川存古書局1921年刊本，第12頁。
(16)廖平：《經學初程》，載廖平：《六譯館叢書》第29冊，第12頁。
(17)廖宗澤：《六譯師長教師年譜》，載廖幼平：《廖季閏年譜》，第28頁。
(18)張之洞：《致長沙江學臺》，載《張之洞選集》(九)，第244頁。
(19)廖平撰，廖師政、廖師慎編述：《家學樹坊》，載《六譯館叢書》第35冊，四川存古書局1921年刊本，第5頁。
(20)廖宗澤：《六譯師長教師年譜》，載駱鳳文：《一抹斑斕的彩霞——六譯師長教師年譜校說》，中心文獻出書社2007年，第112頁。
(21)廖宗澤：《六譯師長教師年譜》，載駱鳳文：《一抹斑斕短期包養的彩霞——六譯師長教師年譜校說》，第119頁。
(22)參閱黃開國：《廖平評傳》，百花洲文藝出書社1993年，第9頁。
(23)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夏曉虹點校，中國國民出書社2004年，第199頁。
(24)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117頁。
(25)楊東純：《中國學術史講話》，江蘇教導出書社2005年，第224頁。
(26)周予同：《經今古文學》)，載朱維錚：《周予同經學史論》，上海國民出書社2010年，第21頁。
(27)章太炎：《清龍安府學傳授廖君墓志銘》，載廖幼平：《廖季閏年譜》，巴蜀書社1985年，第95頁。
(28)參閱黃開國：《廖平評傳》，百花洲文藝出書社1993年，第8～14頁。
(29)廖宗澤：《六譯師長教師年譜》，載駱鳳文：《一抹斑斕的彩霞——六譯師長教師年譜校說》，第194頁。
(30)吳虞：《愛智廬隨筆》，載《吳虞集》，四川國民出書社1985年，第93～94頁。
(31)張之洞：《創建尊經書院記》，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368頁。
(32)吳虞：《愛智廬隨筆》，載《吳虞集》，第91頁。
(33)張之洞：《勸學篇·守約》，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169頁。
(34)張之洞：《抱冰堂門生記包養sd》，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517頁。
(35)鄭觀應：《亂世危言·西學》，載陳志良選注：《亂世危言》，遼寧國民出書社1994年包養俱樂部，第26頁。
(36)辜鴻銘：《張文襄幕府紀聞·權》，載馮天瑜、何曉明：《張之洞評傳》，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1年，第401～402頁。
(37)張之洞：《吁請修備儲才折》》，載《張之洞選集》(三)，第256～262頁。
(38)張之洞：《兩湖、經心兩書院改照學堂辦法片》，載《張之洞選集》(三)，第480頁。
(39)張之洞：《勸學篇·循序》，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168頁。
(4包養管道0)張之洞：《勸學篇·設學》，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176頁。
(41)張之洞：《勸學篇·會通》，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190頁。
(42)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夏曉虹點校，中國國民出書社2004年，第217頁。
(43)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載鄭年夜華：《采西學議：馮桂芬·馬建忠集》，遼寧國民出書社1994年，第84頁。
(44)鄭觀應：《亂世危言·西學》，載陳志良：《亂世危言》，第26頁。
(45)廖平：《與宋蕓子論學書》，載駱鳳文：《一抹斑斕的彩霞——六譯師長教師年譜校說》，第95～97頁。
(46)廖平：《上張南皮師相論學書》，載駱鳳文：《一抹斑斕的彩霞——六譯師長教師年譜校說》，第105頁。
(47)廖平：《續知圣篇》，載《六譯館叢書》第28冊，四川存古書局1921年刊本，第6頁。
(48)廖平：《三變記》，載李耀仙：《廖平選集》(上)，巴蜀書社1998年，第552頁。
(49)廖平：《知圣篇》，載《廖平選集》(上)，巴蜀書社1998年，第180甜心寶貝包養網頁。
(50)廖平：《治學年夜綱》，載《六譯館叢書》第52冊，四川存古書局1921年刊本，第118頁。
(51)廖平：《改文從質說》，載《六譯館叢書》第51冊，四川存古書局1921年刊本，第77頁。
(52)張之洞：《勸學篇·變法》，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179頁。
(53)張之洞：《勸學篇·變法》，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180頁。
(54)張之洞：《勸學篇·守約》，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168～169頁。
(55)廖宗澤：《六包養留言板譯師長教師年譜》，載駱鳳文：《一抹斑斕的彩霞——六譯師長教師年譜校說》，第146頁。
(56)張之洞：《勸學篇·明綱》，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163頁。
(57)廖平：《忠敬文三代循環為三等政體論》，載《六譯館叢書》第52冊，第89頁。
(58)張之洞：《勸學篇·齊心》，載《張之洞選集》(十二)，第160頁。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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